1882年的时候，法国驻开罗领事哈特在中国警告西方政府注意他们所从事进程的危险，并预测一场“反欧运动”的发展将“注定要转化为狂热”，而且“以最猛烈的愤怒表现出来”。18年后，哈特的这个预言实现了，那就是1900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义和团战争。相兰欣教授的新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文献，将一个世纪以前那场“以最为猛烈的愤怒表现出来”的战争的起源，最为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相兰欣教授通晓多国语言，不仅在研究中搜集和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更注意发掘先前学术研究中未曾见到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作者以这些档案文献为基础，一幕幕展示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其中既有大国政治和外交的纵横捭阖，也有清廷决策者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作者试图以国际史的研究视角，小心翼翼地论述、分析、归纳和想象了有关义和团战争起源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其论点和结论所具有的学术创新的意义十分明显。

首先，作者依据精致的分析结构，系统利用多国档案文献，确立了研究的价值取向，并由此得出了一些富有新意和挑战性的观点和结论。义和团战争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以研究的重点和角度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差异。相兰欣教授以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作为探究的对象，以更为宏大的场景展示了甲午战争结束以来中外关系的演进。作者强调，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采取了所谓的“尼格罗方法”，纷纷派熟悉非洲事务的官员担任驻华使馆要职，大批“中国通”被调离。这样，外交使团对甲午战后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变缺乏认识，同时，清廷内部的仇洋心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外关系的危机当时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阶段。在这里，作者着重分析了清廷内部的南北之争和恭亲王的作用。作者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恭亲王，认为他是“第一个愿意破除‘华夷之辩’外交体系的皇室权贵，他一生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之间力求平衡”。

作者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对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诸多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观点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作者强调，公使团是造成中外正面冲突的主要因素，而在京外国人剿杀义和拳民的擅自行动是最终导致围攻使馆的初始原因。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合理的分析，论述了义和团从山东移植到直隶和北京后发生的变化，强调运动的经济动机和浓厚的神秘色彩。有关清廷在对待义和团运动上的态度，作者指出，清廷对这种由汉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神秘排外主义诸种特点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估计不足，朝廷从一开始就对直隶义和团的破坏力估计过低。而这种估计同样对慈禧处理义和团的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写作手法细腻，从大国之间的外交角逐到具体引发战争的个案论述，作者都写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体现了作者富有创意的研究方法。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公使团的决策和大国关系之间的微妙。作者认为，公使团决定向北京调兵护馆是导致战争的第一个决策错误。在作者看来，调兵入京成了欧洲均势政治的一次表演，谁也没有考虑到此时洋兵入京是否有必要，更没有人考虑此举的严重后果。而这个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联军的准备工作远远不足。对西摩联军的北上、在京公使的“猎取拳民行动”等，作者都进行了精彩的描写。同样，作者对清廷守旧大臣、较开明的大臣以及慈禧在如何对待义和团问题上的较量，也有大量栩栩如生的描写。在具体的事件上，如巨野教案、卜克斯事件、黄村事件、杉山彬事件、克林德之死等等，作者的论述和描写同样精细。

最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向我们展现了大国之间由于缺乏沟通而产生误解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虽然作者认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是非常复杂的，但作者的结论却并非十分复杂。他强调，战争起源的主要原因是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而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在于双方沟通上的两大问题：一是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沟通存在困难，二是外交官与本国政府的沟通不够及时。作者不同意“义和团战争不可避免”说，因为通过研究作者相信，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不在义和团运动本身，而在于中外关系。为此作者得出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即“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一个衰弱的中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21世纪，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西方对崛起的中国再次判断失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西方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只是希望义和团战争的惨痛历史不会再次以另一种方式重演”。这一结论无疑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