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后不久，有关使用原子弹是否明智与道德的问题就开始在美国引起关注。随着不少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和政府文件的解密，对使用原子弹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研究美国外交、军事战略的一个重点。美国学者围绕使用原子弹的动机、目的以及对美苏关系的影响等专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的《假如不使用原子弹》（《大西洋月刊》1946年第12期）、前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使用原子弹的决定》（1947年2 月《哈泼斯杂志》）及其回忆录《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纽约1948年版），已成为研究者运用的主要史料。研究者都将这些论著视为准确而富有价值地揭示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过程的真实描述，而不是对历史的解释。针对学术界的这种情况，美国研究使用原子弹问题的著名学者巴顿·伯恩斯坦教授（Barton Bernstein）在研究各种尚未面世的有关档案的基础上，在《外交史》杂志1993年冬季号上发表了长达二万七千字的论文[1]，详细考察了康普顿和史汀生文章及史汀生回忆录发表的背景和过程，同时还着重分析了史汀生1947年的文章和1948年的著作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所存在的重大差别，以及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和意义。伯恩斯坦指出，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早期核历史中一个重要部分，探讨一部分美国决策者是如何寻求左右公众的理解，并对后来的研究者在理解和写作历史中如何利用回忆录及类似资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并以此作为“考察回忆录作者是如何构造历史的方法”。（第36-37页，此页码是《外交史》杂志1993年冬季号的页码。）

一

伯恩斯坦的论文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原文第I-VII 节）充分论述了康普顿和史汀生的文章出台的背景及其过程，认为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并非巧合，而是有更为宏大的目的。

伯恩斯坦首先突出研究了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康南特（James Conant）对康普顿和史汀生文章面世的贡献。康南特战时参加过曼哈顿工程和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对战后初期美国社会对使用原子弹的批评深表忧虑。这种批评首先出现在宗教界。1946年初，全美基督教协进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公开发表声明谴责使用原子弹，著名神学家、历史学家莱恩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也在声明上签了字。康南特得知后致函尼布尔，批评他不了解美国战时轰炸战略而草率签字。尼布尔回信说，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使用了原子弹，这大大损害了美国的道义地位。1946年中出版了斯托（Leland Stowe）描写轰炸广岛、长崎的畅销书《当时间静止之时》，批评使用原子弹是“道义的罪恶”。与此同时，康南特还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了一篇社论，其中谈到，美国人民没有问一问他们二战时期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同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一起，向日本展示原子弹的威力；社论强调，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甚至在原子弹轰炸广岛之前，日本就已准备投降；因此，认为原子弹拯救了美国人的生命就站不住脚了”。（第38-39页）针对这种情况，康南特1946年9月23日写信给史汀生的战时助手、波士顿著名律师哈维·邦迪（Harvey Bundy），商讨应采取何种对策。康南特指出，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从事教育事业，就可能对美国下一代灌输这些错误的观点，“这可能导致对历史的歪曲，滑向新的孤立主义”。康南特认为最理想的办法是找个德高望重的人，通过他“公开和富有说服力地为使用原子弹辩护”，此人非史汀生莫属。康南特希望邦迪能说服史汀生写篇这样的文章并发表之。（第43页）

与此同时，康南特还请求康普顿也写篇类似的文章。伯恩斯坦认为导致康南特这样做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参加曼工区的多数科学家对康南特极不信任，以他的名义发表此类文章可能会产生“敌视和直接的反驳”；二是康普顿在曼工区中人缘甚好。康普顿很快写好了文章的初稿，并寄给了康南特；康南特认为文章无需做任何修改，建议将文章送《大西洋月刊》发表。

康普顿的文章发表在1946年12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文章强调使用原子弹的重大意义是：避免了对日本本土代价巨大的进攻，导致日本迅速投降，拯救了许多美国人及日本人的生命。杜鲁门读后致函康普顿，称赞这是第一篇论述该问题的“富有理性的文章”，并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称他已写信给史汀生请他做进一步的补充工作。（第45页）

伯恩斯坦接着用大量笔墨详尽论述了史汀生文章出台的过程，特别研究了陆军部历史学家温纳克尔（Rudolph Winnacker）、曼工区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Leslie Groves）、哈维·邦迪以及康南特对史汀生文章初稿的贡献。伯恩斯坦认为对史汀生影响最大的是哈维·邦迪1946年9月25日的文稿（题目是《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注解》）和康南特11 月30日的修改意见。

伯恩斯坦研究邦迪的文稿后指出，邦迪实际上在文稿中强调了两点：第一，从1941年起，原子弹就被认为是可以在战争中使用的合法武器；罗斯福、史汀生和其他决策者都这么认为，临时委员会也对此做了深入讨论，并考虑了包括展示原子弹威力在内的各种选择，参与决策的科学家也同意将原子弹用于实战，因为在1945年甚至1946年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不进攻日本本土就能迫使日本投降。第二，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是基于以下信念，即“通过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来挽救美国人的生命”，最后的决策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在同军方首脑磋商后做出的。邦迪的这些论点成为史汀生文章的基调。

伯恩斯坦接着阐述和分析了康南特的作用，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康南特提出的一些重要修改意见。首先是有关文章的写作风格，康南特认为文章不应是争辩性的，而应尽量“单纯地论述事实”，这样批评者就无隙可乘；其次，文章应强调，在轰炸广岛之前，美国决策者不能确定原子弹是否有实战效果，因为“没有比事先发出警告而实际上扔出一个哑弹更具有悲剧性的了”；第三，文章应删去有关保留天皇的讨论；最后，康南特建议删去有关使用原子弹时间的选定与苏联出兵的关系，以及有关国际管制原子能的段落，而这两点则是邦迪在其文稿中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第49页）史汀生采纳了康南特的这些修改意见，并同意将文章发表在《哈泼斯杂志》上，这也是康南特坚持的结果。

在概述史汀生文章的中心论点后，伯恩斯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与史实不符的观点。第一，史汀生指出，使用原子弹不仅结束了可怕的战争，“同时也充分表明，我们绝不能再进行另一场战争，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和领袖必须汲取的教训……对原子弹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伯恩斯坦认为，史汀生在文章中并没有论述此种希望和恐惧曾影响了他的决策。第二，文章中删除了可能会引起争论的一些史料，比如：战时有组织地对苏联保守原子弹计划的秘密、一些决策者认为原子弹可能会使苏联在战后更加容易对付、有关保留天皇的争论等。第三，对临时委员会作用的评价。伯恩斯坦指出，临时委员会的作用并非如史汀生所称的是考虑“是否”使用原子弹，而是考虑“如何”使用原子弹；另外，临时委员会也没有象史汀生说的那样“仔细”考虑了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展示原子弹威力的可能性。最后，文章也没有提及美国战后公布的《战略轰炸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即使是不使用原子弹、不进攻日本本土，日本也有可能投降。（第53－54页）

二

伯恩斯坦论文的第二部分（原文第VIII－XIII节）分析了《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的过程出版过程，并对这部书和史汀生文章的有关章节做了比较研究。

伯恩斯坦首先论述了美国各界对史汀生文章的赞扬。杜鲁门在1947年1 月底致函史汀生，称赞文章对澄清存在的争论功不可没。康普顿认为史汀生的文章同他的文章的目的是相同的，但“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史汀生写了一份最为重要的文件”。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哈维·邦迪之子，帮助史汀生撰写《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也写信给史汀生说，他认识的每个人都读过那篇文章，由于文章全面论述了问题，无需再做进一步的工作了。

伯恩斯坦还用了一节（第XI节）的篇幅论述了温纳克尔对史汀生文章的评价。温纳克尔曾帮助史汀生查阅有关进攻日本本土时美军伤亡和日本全部武装力量等方面的数据。读了史汀生的文章后，温纳克尔写了《关于广岛的争论》，发表在1947年春季号的《军事事务》杂志上。温纳克尔高度评价了史汀生的文章，甚至说不会再有什么“新的重要史料”可以改变文中的观点。对此伯恩斯坦认为，尽管温纳克尔的文章没有在公众辩论中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无疑是对史汀生的支持。伯恩斯坦进而指出，如果温纳克尔“在半官方的《军事事务》上采取反对的立场，或者选择揭示有关史汀生文章写作的复杂根源以及他本人在这场行动中的作用”，那么温纳克尔的文章就可能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但对史汀生的忠诚以及他本人坚决支持使用原子弹的态度，并未使温纳克尔那样做。

然后，伯恩斯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对史汀生文章的批评上，他首先从《史汀生文件》中挑选三位“普通公民”的信件加以分析。电台的自由派评论员斯温（Raymond Swing）说：“使用原子弹使我们成为在地球的战争中最野蛮的国家。”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牧师写信给史汀生，说美国使用原子弹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如出一辙，认为史汀生的文章是“蹩脚的自我辩护”。另外一位批评者则指出，使用原子弹是要在苏联参战前结束战争；在军事上并没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因为那时日本已准备投降。但在这些批评中，伯恩斯坦认为前代理国务卿、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的批评最为重要，并成为史汀生在《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中做某些重要修改的主要动因。

格鲁1947年2月12月写给史汀生的信长达九页， 他认为美国失去了既不使用原子弹，也无需苏联参战而结束战争的机会：即在1945年5月或6月间向日本人保证可以保留天皇，而提出这种保证的理想时间是在1945年5月底对东京实施燃烧弹轰炸之后， 因为此时可以增强日本政府内温和派的力量。史汀生到6月19日才回复格鲁，说他在1945年5月底就否决了有关保留天皇的任何建议，其主要原因在于：酷烈的冲绳战役“使我们担心，在当时任何公开的让步，都将被视为美国软弱的表现”。伯恩斯坦对此强调指出，史汀生误解了格鲁的论点，首先，史汀生在信中并未承认美国是在使用原子弹之后同意保留天皇的，而不是在此之前，也未承认他本人在使用原子弹之前曾建议发表保留天皇的声明。其次，格鲁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在1945年8月以前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投掷原子弹便可使日本投降；而史汀生并没有反驳或承认此种要求，只是简单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第63页） 这些批评促使史汀生在其回忆录中不得不考虑原子弹与美国战后外交的关系，否则不能充分解释使用原子弹的原因。

伯恩斯坦将《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的部分章节，同1947年的文章做了比较研究。伯恩斯坦指出，战争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在与苏联打交道中如何发挥原子弹的外交威力，即所谓的“原子外交”，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考虑，但在1948年的书中实际上没有论及这些问题。伯恩斯坦通过研究表明，史汀生删除初稿中有关“原子外交”的论述，实际上是为美国战后外交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