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指出，在史汀生和邦迪的书稿中，更多地揭示了美国决策者对“原子外交”的考虑，这首先体现在章节的安排上，上述问题并没有在《原子弹与日本的投降》这一章中论述，而是放在《原子弹以及同俄国的和平》中。伯恩斯坦认为这种安排不仅暗示使用原子弹没有任何针对苏联的企图，而且还反驳了“使用原子弹是为了说服世界有必要管制原子能和避免核战争”的论点。（第64页）

《原子弹以及同俄国的和平》的初稿主要论及史汀生1945年9月11 日写给杜鲁门的两份备忘录，其中心内容是要求美国要在原子能问题上同苏联达成协议，避免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在这个问题上，史汀生的思想同战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为获得官方对这些观点的认可和支持，史汀生和邦迪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对此，伯恩斯坦着重研究了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对史汀生和邦迪书稿所阐述观点的反对态度。

史汀生和邦迪在1947年底将书稿送给国务卿马歇尔过目，马歇尔很快读了书稿的大部分，他认为应仔细考虑有关原子弹与苏联关系的章节，“因为出版的问题在目前是个极其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马歇尔建议将书稿送给当时负责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凯南看看。而凯南强烈反对书稿中的观点，他写信给邦迪指出：“我可以肯定，国务院负责人不会持有书稿中的观点……我担心，如果这些言论出现在史汀生先生的正式传记中，一部分读者就会得出结论认为，希望依靠原子攻击的威胁影响俄国，是我国外交政策中永久的推动因素。这种印象正中共产主义分子的奸计，他们一直讲我们推行‘原子外交’，并攻击我们企图以拥有原子弹来威胁全世界。”（第67页）

面对凯南的反对意见，史汀生和邦迪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是政治上的需要。因此他们删去了那些“将使美国陷入难堪境地”的段落；邦迪还函告凯南：“我们不想中那些受雇于克里姆林宫的说谎者的圈套。”对此，伯恩斯坦总结说，如果象史汀生书稿中所写的那样，国务院特别是前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战后初期就推行原子外交的话，那么一些读者可能会想：这些针对苏联的目的是否在原子弹轰诈日本之前就存在，或许还影响到使用原子弹的决策。由于在《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出版之前就删去并彻底修改了有关章节，从而避免了此类疑虑的产生。（第68页）

三

伯恩斯坦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使用原子弹问题的新看法，以及有关历史研究方法的新见解。（原文第XIV-XV节）

首先，伯恩斯坦认为，使用原子弹体现了美国决策的延续性。他指出，促使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动因是同纳粹德国展开原子竞赛；毫无疑问，如果在1943年或1944年生产出原子弹，美国则会使用它对付希特勒。德国投降后，日本自然成为显而易见的目标。针对“反苏是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动机”的论点，伯恩斯坦认为这是个错误的解释，其中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使用原子弹是美国长期的既定政策，体现惩罚日本、迅速结束战争、避免本土进攻和拯救美国人生命的愿望。（第70页）

当然，美国决策者特别是史汀生曾冀望，对日使用原子弹将有助于改变苏联的行为，并形成国际管制原子能的某些方式。但伯恩斯坦强调，这是从罗斯福那里继承来的；这种期望使得美国决策者不愿冒避免使用原子弹而带来的风险。在这一点上，美国决策者截然不同于在曼工区工作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以西拉德（Leo Szilard ）、拉宾诺维奇（Eugene Rabinowitch）为代表，他们反对使用原子弹，并警告说使用原子弹将会威胁苏联，引发美苏战后核竞赛，由此毁坏和平的希望。因此，伯恩斯坦认为，突出科学家在使用原子弹决策中的责任是不公平的。（第69-70页）

如何对待决策者所提供的材料，特别是他们事后撰写的回忆录，是历史研究者面临的共同问题。伯恩斯坦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历史分析是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假设、目的、理论同证据之间的协调关系，必须深入研究那些证据的出处。而“各种各样的记录，特别是当事人事后的解释和回忆录都会产生复杂的社会作用。创作以及不加思索地使用这类材料可以证实，做出某些重大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此制止了对这些决策的批评。”[2] 通过对康普顿和史汀生的文章以及《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创作和发表过程的研究，伯恩斯坦的总结说，历史是个富有价值而有争议的领域，“创造正确的历史对取得公众对正确政策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而对研究者来说，“依靠回忆录和一些事后的证据是有冒险性的”。（第72页）

伯恩斯坦的结论值得世界上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