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苏联在危机中的政策也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了相当微妙的影响。从现有的一些资料看，苏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对中国采取的政策也持怀疑态度。虽然苏联在联合国多次抨击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但对于苏联是否在这次台海危机中向中国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目前尚无两国直接的档案材料来加以印证。苏联驻美大使在3月初危机高潮的时候曾对新西兰驻美大使孟罗说，苏联虽关心台海局势，但他们感到无法控制中国的行动。[24] 苏联领导人在1955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向西方表示，苏联担心中国，他们同西方一样希望“金门和马祖能沉没海底”。[25] 这似乎反映出苏联对中国政策的不满以及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鉴于上述形势，中共中央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后开始考虑改变中国的政策。在军事上，暂时搁置原定的攻占马祖的作战行动，并逐步停止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炮击。在宣传上，淡化抨击美国的调子。进入三月份后，中国明显降低了谴责美国的宣传程度，《人民日报》在整个三月份已几乎见不到前一阶段那样的猛烈抨击美国政策的社论和文章了。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中国愿意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缓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1955年2月6日至10日，周恩来同哈马舍尔德就台湾问题交换信件时向美国提出建议，希望它“坐下来同中国面对面的谈判”。[26]　周恩来在4月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4月15日在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周恩来也指出，如果美军撤出台湾，中国是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中国也准备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但周恩来同时强调，这一切目前只是一种希望，中国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即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上一百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27] 这些都明确表明了中国政策的显著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充分利用万隆会议，向周边国家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政策，向美国发出缓和局势的信息，并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向一些与会者说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实现领土完整和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并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愿意就国际性问题进行谈判，或举行国际会议或进行中美直接谈判。但周恩来强调，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问题；“美国提出的停火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周恩来还谈到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但这同中美之间的谈判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28] 会议期间，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受杜勒斯之托，同时也是出于它们对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关注，希望周恩来能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一个声明以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周恩来发表了影响危机结局的著名的4月23日声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总结说：“四月二十三日的声明已经发生了影响，对于亚非会议取得协议也起了作用。”他还强调指出：“半月来的外交接触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美国是需要同中国谈判的。”[29] 在美国对中国的声明做出积极的反应后，中美便开始准备进行直接的会谈。

二、中国结束危机的政策设想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缓和台湾局势的谈判，同时也认为美国同样需要同中国谈判。但中国对中美谈判的实质内容与美国有极大的不同。1955年5月9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约见周恩来，称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询问如何使一个有结果的中美谈判得以实现，是否需要英国将有关口信转告美国。周恩来说，对此问题，中国研究后再作答复。中国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说“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但周恩来强调指出：“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中美谈判的题目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周恩来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就印尼总理询问中国是否赞成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上接受印尼的斡旋时回答说，中国欢迎任何国家斡旋。[30] 周恩来的上述谈话表明中国在中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也表明中国在没有与美国进行直接交流的渠道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英国和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一些国家进行斡旋，从而达成中美之间的直接会谈。在这一过程中，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英国等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亚洲国家中，首先是印度希望能在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发挥重要作用。万隆会议结束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宣布他将派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访问中国，并表示不论是否得到有关国家的斡旋请求，印度都将寻求谈判的可能性。从5月12日至20日,梅农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六次会谈。梅农向中国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第一阶段，双方采取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中国释放美国空军人员，美国让中国留学生回国；第二阶段，在台湾海峡造成事实上的停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然后在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进行谈判；第三阶段，实现台湾问题的长远解决。

　　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欢迎，并向他解释和说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周恩来着重指出：第一，缓和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应促使国民党从金马撤出，中国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让它撤出，使中国和平收复这些岛屿，但这并不表明同意杜勒斯的“停火”以及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和“两个中国”。第二，除金马问题外，中美还可以在其它问题上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势。对美国而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和允许在美的中国人自由回国；对中国来说，妥当处理在华美国人的问题，或释放或驱逐他们，另外同意美国人到中国访问。第三，中国愿意同国民党谈判，同国民党谈判的议题是停火问题与和平统一问题。[31] 周恩来同梅农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对待谈判的基本立场。

　　梅农回国后，印度向美国透露了中国的意愿和立场。5月27日,尼赫鲁致函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同意梅农到华盛顿通报其北京之行，并表示梅农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32] 梅农在去美国途中经停伦敦，向英国说明了有关斡旋的设想及他认为已取得的进展。梅农强调指出，中国将同意把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作为谈判的主题之一，虽然中国反对正式停火，但会默认目前的平静持续下去。对美国关心的在华美方人员，中国将采取积极措施。[33] 正如本章以后的研究所揭示的，印度的斡旋遭到了美国和英国方面的反对和拒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但印度依然是中国向美国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国也欢迎印度尼西亚进行调停活动。印尼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危机期间就一直关注局势的发展，万隆会议后更希望在缓和局势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1955年5月下旬，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需要和平，战争会破坏革命成果，妨碍经济建设，中国愿以和平方式同美国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可以同美国签订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和平条约。27日周恩来在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会谈时，说明了中美会谈的可能性，表示欢迎同中美两国都有友好关系的国家为中美会谈铺平道路。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印尼政府准备斡旋中美关系，具体的设想是，可以通过各方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创造良好气氛，为中美双边谈判提供一切帮助。他还建议，中国如能释放在押的美军人员，将有助于美国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国后指示印尼驻美大使会见美国官员，以了解美国对印尼参与斡旋的态度。美国同样拒绝了印尼的调停。[34] 与此同时，缅甸总理吴努、巴基斯坦总理阿里、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以及泰国旺亲王等人的调停努力都遭到了美国的拒绝。[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