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这一立场还突出表现在5月9日至11日杜勒斯在巴黎召开的北约部长理事会上就远东问题做的长篇大论。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y Spaak）在会上谈到了欧洲对台湾问题的普遍看法：第一，防卫台湾与防卫沿海岛屿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属于中国的；第二，欧洲对蒋的作用的评价与美国不同，他们认为蒋在亚洲的作用已经结束，而且蒋的声明通常是危险的。斯巴克强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同周恩来打交道来解决台湾问题。杜勒斯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台湾的政策做了全面的解释。他说，远东的重要性和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扩张的威胁，使美国“经不起放弃这一地区的损失。幸运的是，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岛屿和半岛的位置，有利于美国保持某种集中的力量优势”。杜勒斯强调指出，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就是：坚定地面对威胁性的侵略，倡导集体领导，既要避免侵略，又要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因此美国不得不依靠与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澳新美条约和在冲绳的特殊地位等双边安排来进行防御。关于亚洲的形势，杜勒斯告诉北约的部长们，目前主要有两个危险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越南；而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原因主要是对盟友的忠诚以及台湾地位的重要性，丧失台湾将产生严重的心理和战略上的后果。维护这一地区的力量和士气，是美国面临的最巨大的任务。杜勒斯为美国的政策辩解说，美国并未承诺协防沿海岛屿，除非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台湾的一部分，但中共从来没有对沿海岛屿和台湾做出任何区别。关于蒋的评价，杜勒斯赞扬道，蒋是个“正直的人，忠诚地反对共产主义，对朋友忠心耿耿、信守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他。[46]

 　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的讲话，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在万隆会议后似乎又回到了危机高潮时期的“新政策”，即强调台湾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金马对保卫台湾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国民党士气的重要性。杜勒斯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揭示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深层动因，也是决定美国在万隆会议后对待中美谈判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为美国“两个中国”的长远政策设想铺平道路。除前文所述外，杜勒斯还在危机期间第一次向国民党谈论“两个中国”的问题。1955年2月10日,杜勒斯在同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顾维钧会谈时说，在存在着两个敌对的中国力量以及两个敌对的中国政府的意义上，现在就存在着“两个中国”；同时还存在着内战的局面，它使双方进行内战。杜勒斯进而宣称：“我们承认中共政权存在是一个事实，正如我们承认在东德、北韩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事实一样，但没有外交上的承认。我们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我们决不在外交上承认它。”[47]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杜勒斯多次表示“台湾地位未定”。他在1955年3月24日同梅农谈话时强调,在过去六十年中台湾并不属于中国人，美国从日本那里占领了它，而“北平当局自以为是地要求我们应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领土，由我们移交给一个公开对我们持有敌意的政权”。[48] 饶伯森还在4月底打电报向杜勒斯汇报说,美国一些盟国和美国部分舆论赞同，在四十八个签订对日和约的国家的保护下，将台湾中立化。[49] 美国的这一立场制约着美国在未来谈判中的态度，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不能取得进展的直接原因。

四、日内瓦会谈的准备和危机的结束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倡议持消极态度，但也不能完全熟视无睹，以免造成外交上的被动。杜勒斯在得知周恩来5月13日的讲话后致函艾森豪威尔说，周的报告“值得注意,这可能意味着试图将台湾与金门和马祖区分开来，这样它们可以进攻后者而不被认为是直接进攻台湾”。基于这种判断，杜勒斯在5月24日写信给周恩来,同意双方举行会谈“以缓和及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50] 美国虽然做出如此表示，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对待亚洲一些调停国家活动的态度。尽管遭到美国方面的冷遇，印度继续其调停活动。梅农6月初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进行了多次会谈，梅农向美国提出了直接的问题：中美有无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美国在中美举行直接谈判的问题上有无先决条件，中美若举行谈判将采取何种方式。吴努也在7月初同杜勒斯会谈，探索中美进行直接谈判的途径。对于这些调停活动，杜勒斯明确表示了美国当前对谈判的态度及其对台湾政策的立场。杜勒斯说，通过谈判来企图寻求解决方法，整个问题可能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得以解决；同时这种谈判不能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杜勒斯在这些会谈中一直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他对梅农和吴努说，从法律上讲，台湾的地位依然没有确定。中国人已经六十年没有占领台湾，没有台湾一段时间也无妨，况且是美国从日本的手中占领了台湾，不会将台湾拱手送给一个敌对的政权。中共想夺取不属于它已有六十年的台湾，这肯定会导致武装冲突。杜勒斯还强硬地指出，美国不能认为如何处理台湾仅仅是个“内政问题”，“当中共要求和平的时候，允许它们以武力夺取领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51] 杜勒斯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美国消极对待中美谈判的重要因素。

　　杜勒斯的态度不仅导致亚洲一些调停国和西方盟国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决策层内部一些人的担心和异议。6月10日,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威廉·西博尔德（William Sebald）给国务卿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分析了前一阶段梅农的调停活动后指出，中国希望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表示愿意允许国民党和平撤出沿海岛屿，这可能表明中国愿意继续维持台湾的现状来换取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为此西尔博德建议，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应“准备探讨任何合理的方法，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通过灵活地表达我们的观点使时间对美国有利”；而这种情况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更为突出，因为中共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目前在台湾海峡出现的事实上的停火。西博尔德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避免被迫处于下述地位：第一，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第二，面对中共针对沿海岛屿的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再次使美国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要么允许这些岛屿丢失，要么在没有盟国的支持下进行战争。[52] 西尔博德的建议对杜勒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出于对梅农调停的反感以及对局势的考虑，杜勒斯开始准备面对中美谈判。他在6月19日同艾森豪威尔谈话时表示，梅农“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他搞乱了交流的渠道，没有能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立场。为此杜勒斯建议，中美之间有可能交换“特派员”（commissioner）来澄清各自的立场，并处理在中国的美方人员以及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他强调，这可能是目前摆脱困境的一个途径，并建议利用第三国的代表来做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虽同意与中国谈判探讨上述问题，但他主张，同中国直接打交道应是更为有效的。[53]

　　与此同时，英国也反对通过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来进行调停。6月20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同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会谈时说，梅农的活动对局面没有什么帮助，并解释说他和总统会见梅农仅是因为尼赫鲁写信请求这样做。麦克米伦表示，梅农正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并可能给中共带来如下看法，即可能达成一些明确的方案，如果事情不按那种途径解决，它们感到惟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为此麦克米伦建议，美国通过英国做这些事要比通过印度好得多，因为印度人是不可靠的，他们通常是夸夸其谈，于事无成。他问杜勒斯有何看法。杜勒斯通报了美国准备派特派员的设想，但他强调指出，关于台湾问题的长远考虑，现在除静观事态发展之外，不可能去做其它事情；“我们要知道中共是否真正能保持其对国家的统治或是否可能垮台，或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否会采纳一些行为准则使之成为体面社会的一员，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五年时间，这一过程将对台湾局势产生影响。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关键是不要发生战争。关于金马，杜勒斯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撤出这些岛屿是“行不通的”，如果局势明朗不会在沿海岛屿爆发战争，那才有可能减少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的军队，但这种撤退起码在目前是毫无可能的。[54]

　　杜勒斯的这种态度表明美国虽同意谈判，但并不想真正解决台湾问题，而重新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持强硬政策，其目的是想稳定台海地区的形势，造成事实上的停火，并以此表明美国支持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国的立场。杜勒斯向一些调停人反复表达了这一立场。梅农在7月2日同杜勒斯会谈时指出，如果中共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美国要么不得不干预，要么就要遭受丧失威望的痛苦。杜勒斯解释了美国此时对金马的政策，他说，如果以将沿海岛屿交给中共来换取和平的话，那么香港怎么办？香港从地理、种族和经济上都更靠近中国。中共占领大陆五年内都没有攻击金马，“为什么现在突然对它们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它们一直等待空军基地建好后再以武力来夺取这些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