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表示，同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一样，在远东地区使用武力是不能取得和平的；武力只能用武力来对付，如果以武力来寻找解决方法，惟一的答案就是使用剑来回答。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突然要求立即解决问题，“因为目前除战争外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法；如果中共采取一定要有解决问题的立场，那么它们就不得不承担后果”。针对梅农提出的金马是不是中国之一部分的问题，杜勒斯甚至说，从地理上讲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从政治上讲，“沿海岛屿和香港一样都不属于红色中国”；美国不仅将来不会促使从金门和马祖撤出，而且现在也不会这样做，他不会谈判撤出金马的问题，除非梅农讨论中共从大陆撤出的问题。杜勒斯最后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想通过谈判来达成迅速解决整个问题的目的，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目前战争的可能性要比和平大得多。他在7月6日同梅农的另外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共不得对金马使用武力加以占领。[55]

　　美国的这种态度使英国无法发挥调停人的作用，加之美国对沿海岛屿重新采取强硬政策，导致英国方面对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向表示担心。6月30日,麦克米伦打电报给杜勒斯，希望美国能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缓和紧张局势。麦克米伦特别指出，美国采取积极的行动，将有助于抵制苏联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提出召开远东问题国际会议的要求，并能防止中国可能采取“一意孤行”的行动。[56]

　　对如何同中国谈判，美国决策者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对于杜勒斯采取“特派员”的设想，饶伯森持反对意见。他在7月1日给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虽然同中共交换“特派员”看上去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中共也很可能接受这一建议，但这样做会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它有悖于美国只承认国民党当局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以及台北驻外代表具有维护海外所有华人利益之权益”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让中共特派员来处理中国留学生问题就构成了对这一政策的否定。饶伯森进而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我们的行为无意识地表示承认中共有权要求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其效忠并提出保护，依我之见，这也会损害台湾和远东其它地区的士气，并削弱中华民国的地位”。其次，互派特派员会造成一种错觉，即这是美国准备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最后，“在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反对中共政权，由中共特派员或其代理在美国这个号称代表并保护他们权益的国家里对他们进行调查会导致他们的不满”。为此饶伯森建议，美国在同中共进行直接谈判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提高美国和中共在日内瓦就在押人员问题谈判的人员级别；二，委托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处理双方回国人员的问题。[57]

饶伯森的建议深得杜勒斯的欣赏。在7月3日同吴努会谈时杜勒斯就表示，由于同梅农没有使整个局势产生任何进展，美国打算在日内瓦同中国直接谈判，并有可能提高谈判的规格。杜勒斯还在7月5日写给饶伯森一份备忘录，认为饶伯森的分析极有说服力，他指示立即通过艾森豪威尔或由他本人写信或通过梅农，向中国表示美国希望将美国政府与中国在日内瓦就在押人员的谈判提升为大使级。[58] 杜勒斯实际上采取的是三管齐下的方法来传达这一决定。7月7日，他打电报给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将艾森豪威尔致尼赫鲁的信发过去，让使馆转交正在国外访问的尼赫鲁。信中称，美国准备同中国谈论各自人员的遣返问题。7月8日，杜勒斯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转达将日内瓦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的口信，并明确表示不想让尼赫鲁充当调停人。11日，美国通过伦敦向中国发出正式函件，内称中美在日内瓦进行了多次关于遣返各自要求回国之平民问题的谈判，但结果令人失望；如果会谈能在更有权威的层次上进行，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在于双方的、其它有争议的某些实际问题。函件建议双方指定大使级代表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在日内瓦举行会谈。12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向他通报美国决定将日内瓦会谈提高到一个“更为权威的层次”，以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在于中美之间的“其它一些实际问题”。虽然尼赫鲁怀疑仅仅靠提高谈判级别就能取得进一步的结果，并敦促美国采取实际行动来减少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避免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再起冲突。[59] 但由于美国已决定不让尼赫鲁充当调停人，对印度的反对意见自然是充耳不闻了。

　　美国方面的建议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7月13日和15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临时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时表示，美国在口信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并请英国将表明中国立场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稿转交美国，建议中美谈判在7月21日开始。[60] 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还公开表示，中美之间的谈判除能够使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外，还应能为“中美之间关于缓和及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解除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并希望美国采取积极行动，将其“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61] 英国也认为美国的提议太空泛，设想太僵硬，麦克米伦打电报给杜勒斯说，中美之间有许多缓和紧张局势的问题可以谈，如停止攻击商船、和平利用公海等，同时可以进行一些相当普遍和实用的对话，而又不损害美国对国民党的义务。[62]

　　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方针已定，美国遂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确定谈判的具体时间、谈判人选和具体内容。关于开始谈判的具体日期,艾森豪威尔在7月15日同代理国务卿胡佛会谈时说，他对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13日通过英国传递的口信）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如果在四大国首脑会议期间开始美国同中共的双边谈判，将可能产生“严重的复杂局面”。在同胡佛商谈后决定，以美国不能及早派出代表为由，将谈判的最早日期定为7月25日，并电告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首脑会议的杜勒斯。杜勒斯经过考虑后决定将谈判日期定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并通过英国将美国的决定转告中国。随后双方在25日发表了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联合王国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过去一年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议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63] 在新闻公报发表之前，中国对美方措辞的公报中使用“北平”一词持有异议，坚持应使用“北京”，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言自明。杜勒斯经过考虑后，认为国务院如无反对意见，可采纳中国建议使用“北京”。后经欧念儒的提议并得到美国的同意，决定在新闻公报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64]

　　如何选派谈判的人员，美国决策者经过了一番考虑。杜勒斯起初考虑选派国务院法律顾问弗勒格，因为后者当时也要去日内瓦参加四大国首脑会议。饶伯森则建议由兰金出马，由于兰金是著名的亲蒋人物，这一提名的用意非常明显。最后杜勒斯决定由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担任，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此举主要是淡化谈判的重要性，因为约翰逊一年前就在日内瓦同中共开始这样的谈判了；“这样，除了给中共提供提出问题的机会之外，这种谈判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以往它们可以经常通过调停人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还得听一听。而现在的做法是，我们要保持福摩萨海峡地区事实上停火所必须做的最起码的事情”。[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