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国内学界利用中美两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对危机的起源、进程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了相当系统地论述和研究。[①] 近年来，随着苏联外交档案文献的解密以及中国相关文献、回忆录的陆续出版，国内外学者开始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和中苏关系的演变研究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②] 实际上，研究中苏关系的演变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研究课题；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西方学界针对中苏分裂的现实，试图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找到相应的答案。[③] 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档案文献，使得研究者更有可能全面地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角度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俄罗斯学者认为，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挑战，同时也是向苏联在“全球马克思主义帝国中领导地位”的挑战；因此，“作为早期冷战史中绝对的两极体系瓦解的表现形式，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④] 而中国官修的中国外交史则强调，1957-1959年中苏两国在外交领域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相互进行了必要的支持和良好的配合，也包括炮击金门时苏联对中国的支持。[⑤] 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则需要系统探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对国际问题的新看法和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而炮击金门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新看法和新战略的一次检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看法和外交战略的变化都与苏联的政策方针有着根本的战略分歧。因此，炮击金门的决策同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毛泽东讲过，（以下）这些国际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⑥] 这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主要包括中间地带理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辩证对待国际紧张局势等。而炮击金门无疑是毛泽东对自己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具体实践。

    中间地带的思想是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其观点较之以前有根本的变化，也成为毛泽东观察这一时期国际问题和确定中国外交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中间地带”的理论最初是毛泽东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⑦] 毛泽东当时认为，在帝国主义没有征服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上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这块“极其辽阔的地带”是指处在亚非欧三洲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中间地域。就其性质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前途无非两种：不是倒向资本主义的一方，便是倒向社会主义的一方。同时，因为斯大林时期苏共不赞成中间地带理论，而强调阵营理论，毛泽东在1947-1954年间暂不提此论。

但是，五十年代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重新认识中间地带的性质、作用以及争取“第三种力量”的重要性，因为相当数量的民族主义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继续保持其中间立场，表现出独立的政治要求，成为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力量。同时，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件大事不仅表明第三种力量的团结，而且显示出民族主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同社会主义阵营有着一致的利益。正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这些国际重大事件引起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地位和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新思考。

首先，毛泽东认为美国控制中间地带不仅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为了削弱中间地带上的国家。毛泽东1954年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⑧] 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个论点。他在1957年11月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发言指出，美帝国主义除干涉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台湾和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外，还“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⑨] 在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更是明确强调：“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⑩]

其次，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作了新的判断和分析，从而改变了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土耳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现在的情况的……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11] 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在亚洲和非洲，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12]

第三，毛泽东明确中间地带是牵制乃至消灭帝国主义力量的战略区域，这一论点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绞索政策”。毛泽东1955年4月29日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谈话时指出，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象是个打仗的架式。“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在美国控制下的各国人民无法容忍，便要起来摆脱美国的控制”。[13] 为此他反复强调，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因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14] 对于自己这一论断，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和批语中进而明确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15]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州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