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援。毛泽东1956年同埃及驻华大使谈话时指出：“埃及团结了八千万阿拉伯人民，组成了一条坚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埃及是处在最前哨。中国是在另一条反帝战线的最前哨。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如果你们垮台，我们这里也不好办。”[17] 毛泽东还指出，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到同苏联和中国打仗不可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激烈地争夺两个斗争力量之间的中间国家。在这些中间地带上，美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把它们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附庸。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明白，对于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战争意味着整个毁灭。所以这些人民努力对抗美国的侵略政策，努力摆脱它的控制。争取中间地带的国家，对于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18] 为此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政治影响，他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苏伊士运河危机反映了当时世界斗争的重点，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毛泽东进而明确中国的外交方针：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要支持”。[19] 毛泽东还强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力量”。[20]

导致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不仅有前述的国际上的原因，而且还有国内的重要因素，即国家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大跃进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重要的经济现象，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决策，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改变同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行动。因此，大跃进的思想基础，同五十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一致和相互补充的。

大跃进的根本目的不仅要在经济上赶上苏联，而且要尽快超过英美。毛泽东在1957年时曾指出，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准备着逐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21] 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超英赶美”的口号，他明确表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22] 到1958年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前夕，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在经济上用15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2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但是进入1958年后，由于毛泽东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重要变化。

进入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出现了新的转折。中共中央在1956年针对当时经济发展中过热的气氛，决定采取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方针，周恩来和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根据中央的决定及时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冒进问题。然而到了1957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反冒进损害了经济建设的速度，更为严重的是打击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以及在南宁、成都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并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出现高潮，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在创造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1958年初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不断革命”的主张，而大跃进则被认为是贯彻这种“不断革命”主张的关键步骤。[23] 为此，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再次批判了反冒进的问题，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方针，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7年赶过英国，15年赶过美国”的新口号，他在会议上说：“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出了前途。早些时候还看不清楚多快、多大规模，要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落后、被动的状态，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状态。我们六亿人口的大国，杜勒斯不看在眼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赶上英国，赶上美国，他才知道确实有这个国家。”[24] 随后，在反冒进和大跃进的气氛下，经济建设的计划不断被修改，“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被缩短。1958年6月毛泽东明确要求：“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两个多月后，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七年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25]

与大跃进同时进行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大力展开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被毛泽东认为是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佳途径，是大跃进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也是毛泽东努力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的快，再加上有六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毛泽东后来还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破除……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26]

大跃进的狂热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要求外交工作必须克服保守思想，破除对西方的迷信。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讨论国际形势的务虚会，这次会议虽然肯定1949年以来的外交路线是正确的，但也指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右倾保守偏向，包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忽视必要的批评，对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不加批驳；在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忽视必要的斗争，模糊了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界线；在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外交部长陈毅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一些批评，如1955年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一次释放11名美国人，毛泽东责怪外交部就是替美国人讲话；如1958年2月同日本签订的钢铁长期易货协议，毛泽东认为是方针性的错误。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1954年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同美国人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发展关系。毛泽东指出，这是显示中国人民能否站起来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我国100多年，不能忘记了。要利用美国对华三原则，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次会议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27]

    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并赋予新的内涵以及“不断革命”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在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革命外交的重要特征。它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这同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总路线特别是“三和路线”、与美国搞缓和有根本分歧。

二、中苏之间的战略分歧与炮击金门的决策

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外，两国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形势上考虑或应付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