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而指出，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件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民主党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41] 毛泽东后来一直坚持认为：“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国际紧张局势到底对谁利益大，对美、英利益大或者对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因为紧张的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42]

毛泽东还认为，与美国进行斗争可以破除人民对美国的迷信。他反复强调：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炮击金门，制造紧张局势，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炮击金门的决策还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以及在国家军事战略的差异。中国军事战略思想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发生变化，开始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强调“人民战争”的作用，同时改变在军队建设中一切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1956年3月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在报告里概括指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步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43] 这个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得到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指导思想。

这种战略思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为背景的。因为在战争初期“企图完全把敌人歼灭于海上和滩头，根本不让敌军侵入我国领土，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不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此，毛泽东指出，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国家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的消灭”。[44] 这种思想到五十年代后期在军队中形成了要敢于“打烂仗”的思想，强调“要准备打到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也没有。如果不准备打烂仗，就不敢打。要准备上延安。如果想和敌人一样算飞机、算物资就不能打了。三千架飞机是打不了好久的，思想上一定要准备打烂仗。争取烂一半，不准备打烂仗，就没有勇气，就不敢打”。[45]

另外一方面，积极防御战略还体现了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外交的思想。毛泽东多次强调，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没有国界了，你可以打进来，我也可以打出去。1958年6月毛泽东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做了如下修改：我们要在歼灭侵略的敌人主力以后，采取追击的战略，进而将敌人的出发根据地侵略力量加以解除，借以根绝侵略后患。1958年7月22日通过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我们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但是，对于我们未解放的国土，必须坚决解放；对于进犯我国领土、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敌人，除了必须在防御阶段加以击败以外，还必须适时地转入反攻和追击，一直把侵略者赶回他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永远不再发生”。[46]

苏联的军事战略从五十年代中后期也开始发生变化，其特点是从“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变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结束，因此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这种战略方针的转变同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对战争的看法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关于战争的概念，战争已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不大了。同时苏联还认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会谈时反复强调，下一次战争将不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美国人的原子弹多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也有核武器……下一次战争不会是以敌人跨过国界发动入侵开始的，而一开始就会使用导弹或炸弹袭击我们主要的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用足够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便敌人给我们造成多大破坏，我们也能给他们造成同样大的破坏”。[47] 因此，苏联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有关“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国可以动员多于资本主义世界多少师”的想法过时以及“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观点不切实际，因为美国这只“纸老虎”长着核牙齿，向“纸老虎”开炮要用大炮，而不是用爆竹。[48] 赫鲁晓夫曾明确告诉毛泽东：“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越多，它的炮灰也就越多。”[49]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主张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意见分歧，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战争。

苏联的战略方针同中国的“不怕核战争，准备打烂战”的思想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后来讲，在金门事件的过程中，中美双方都在搞边缘政策；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还用《聊斋志异》中的“狂生夜读”的故事来表明中国对待战争的观点。毛泽东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就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50] 毛泽东说的这个“鬼”，指的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们所企图发动的战争。

 

三、苏联对炮击金门的反应及其政策选择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并不感到吃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事先准备采取“针对蒋介石的一次新的军事行动，他们要求空中掩护以及射程远的、部署在海岸上的炮群”。[51] 尽管如此，危机的爆发大大出乎赫鲁晓夫的意料之外，一则是中国没有依照惯例向苏联通报有关炮击的时间和计划，同样赫鲁晓夫也没有料到美国会对危机作出强烈的反应。因此，危机使得苏联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两难境地，以下重要的因素影响苏联对危机的反应，制约着苏联的行为。

首先，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影响和制约。这个条约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显然，一旦中国的行为使美国卷入军事冲突，苏联势必要对中国履行条约义务，这样将使苏联卷入一场同美国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因为早在危机爆发之前，苏联军界就开始探讨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苏联战略家塔兰斯基将军在1958年1月的《国际问题》杂志上撰文指出：通过对西方军事战略的研究可以判断，台湾海峡是适合进行有限核战争的地区之一。[52] 因此，如何避免美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苏联在对危机做出反应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