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同前一个因素相关，苏联必须考虑美国对危机的反应。中国炮击金门后，美国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一方面向台湾海峡地区增派军事力量，调派航空母舰和一个中队的B-47型轰炸机到远东；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将对金马等沿海岛屿进行军事干预。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出于缓和同美国关系的战略需求，一方面尽量要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面对“长着核牙齿的纸老虎”，苏联还要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以维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和地位，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和谨慎的。正如《共产党人》杂志在一篇评论危机的文章中所明确指出的，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不能冒发生战争风险的代价，文章甚至宣称：“苏联不想要军事冲突。”因此，赫鲁晓夫在危机期间几次表示对中国提供军事上的支持，恐怕其考虑的出发点在于以此威慑美国，避免美苏正面冲突。

第三，苏联在决策时清楚地意识到，她完全无法控制中国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个重要的史料。谢尔盖回忆说，在1958年8月初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中国方面试图得到关于支持他们武力占领台湾的保证，确切地说就是占领沿海岛屿。赫鲁晓夫对此避而不谈。他认为，应共同努力一致反击侵略，而不应挑动美国人搞无益的对抗。赫鲁晓夫说，解放台湾在政治上很重要，但就军事角度而言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因为中国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不可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苏联对此爱莫能助，苏联的太平洋舰队不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对手，同时这类冒险举动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参与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在中国表示打算独自行动后，赫鲁晓夫保证说，他们可以指望得到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53] 目前尚无苏联方面的档案对此加以证实，但考虑到中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独立性，苏联领导人在处理第二次台海危机时更多地考虑是如何约束中国的行为，以期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

同时，苏联决策者处理危机时必须考虑当时东西方战略力量的对比。一方面，苏联虽然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但要完全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恐怕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同中国的判断有着根本的分歧；另外一方面，同这一时期苏联对其他危机的反应特别是对柏林危机的反应明显不同的是，苏联在台湾海峡地区并不具备军事优势，苏联军方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可以从苏联直接打到美国东海岸，苏联军方计划同中国建立一个联合舰队，通过中国沿海随时进入太平洋，由设在中国的长波电台指挥，这样就可以向美国实施有效的导弹袭击了。[54] 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断然拒绝后，从而使得苏联军方在危机中的反应更加谨慎。

最后，苏联对沿海岛屿本身重要性的考虑。毫无疑问的是，苏联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同美国争夺的重点同样是在欧洲。赫鲁晓夫曾明确向毛泽东谈过类似划分势力范围的想法，他说：“对亚洲，对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比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考虑欧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考虑亚洲的事情。”[55] 至于沿海岛屿的地位，苏联显然认为缺乏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重要性，不值得为这些小岛同美国爆发战争。但苏联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岛屿对中国来讲，却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标志。

以上分析的重要因素导致苏联在危机中面临一个两难的政策选择：一方面，出于维护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信誉和威望，苏联不得不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支持，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因此，苏联在危机期间的政策选择，依据对中国危机决策的了解和认识以及美国对危机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苏联的反应与决策是被动和谨慎的。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从炮击开始到1958年9月底），中国炮击金门的一个主要目的，从军事上来讲，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对沿海岛屿则是相机行事，机会来了就占领金马。由于苏联不了解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目的，因此在危机的第一阶段，苏联一方面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行动，并试图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的意图和目的，以期影响和制约中国的行为。由于意识到在台海地区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苏联军方在这一阶段的反应更为谨慎和克制。

尽管苏联可能事先知道中国将要采取的行动，但令苏联领导人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方面完全没有告知有关炮击的时间、行动方针以及具体目的。了解中国的行动意图，成为苏联进行决策的前提，苏联驻华使馆成为相关情报的重要来源。得知中国炮击金门后，苏联使馆立即电告苏共中央，中国只是在8月23日发动炮击之后才告诉我们，在此之前丝毫没有透露这一本已在计划中的重大军事政治行动的意图。得到苏联使馆的通报后，赫鲁晓夫立即要求苏联大使转告中国方面，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比较落后，目前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也不具备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现在卷入这场战争之中。由于以上所分析的原因，毛泽东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方面说，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如何解放它们，是我们的内部事务。[56]

从危机开始到1958年底，苏联大使馆共向国内发回有关报告52份，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同志利用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认为在危机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并强调台湾问题的解决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苏联大使馆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却强调，“仅仅把解决台湾问题视为纯属中国内政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中国朋友在台湾冲突发展的第一阶段，采取了极为简单的方法去评估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从而导致恶化国际紧张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使得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还明确指出：“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我们的支持。”[57]

由于无从确切了解中国行动计划的意图，苏联方面决定派葛罗米柯到中国来。在此之前，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在9月5日拜会周恩来。苏达利柯夫告诉周恩来：“葛罗米柯同志此次访问北京的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赫鲁晓夫同志就台湾海峡的事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同时与中国“交换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周恩来利用这次会谈，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谈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台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周恩来指出，从国际上看，中国的行动就是要使美国“钉”在台湾，就象它已经被“钉”在中东那样，同时加剧美台之间的矛盾，向美国人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强大的和英勇无畏的，不怕美国”，并试探美国的亚洲伙伴如日本、越南、菲律宾、泰国等的反应。针对国内因素，周恩来说，中国的行动可以提高人民的斗志，使人民准备打仗，消除他们的恐美情绪，使他们仇视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无耻的外交政策，并在战斗中锻炼人民解放军。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58]

9月6日，周恩来同葛罗米柯会晤。周恩来就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地区问题上的立场等问题作了说明后，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中方的立场和措施。周恩来表示对《真理报》三篇支持文章的感谢。这次会谈继续就台湾局势问题和中东问题以及美国是否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苏联方面的档案记录，周恩来在会晤时对葛罗米柯说：由于对沿海岛屿实施打击，中国已经考虑到有可能在这一地区爆发美国针对中国的局部战争，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原子弹和城市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