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苏联海军报》的解释则更为谨慎，它仅仅表示对中国的进攻，将被“估量”为对苏联的进攻。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公布后，苏联军方报刊的反应更为冷淡，军方各主要报刊基本上未对赫鲁晓夫的声明进行任何评论。《军事杂志》尽管谴责“美国将军粗暴地以使用原子武器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没有提及苏联将对此实施核报复，同样也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明确提及履行《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红星报》在危机结束之后纪念中苏条约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阻止了美国的侵略，文章没有谈及苏联的作用。[68]

另一方面，同其他危机相比，苏联军方高级将领完全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有负责苏军装甲部队的鲁特米斯托夫元帅在9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简略地提到苏联武装力量正“警惕”地注视着远东的局势，但只字未提苏联对中国的支持。最为突出的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华约司令科涅夫元帅的表现。在危机的高潮时刻，马利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明显回避对危机发表自己的观点。做为7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马利诺夫斯基的态度是反常的。与此同时，科涅夫在波兰建军节的庆祝会上，对台海危机也是避而不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兰参谋长在会上明确表示，“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的这个机会，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达波兰的同情和与中国人民的休戚相关”。[69]

苏联军方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苏联决策层对苏联采取何种政策的意见分歧，但目前尚缺乏苏联的档案文献来证实这种分歧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苏联决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分歧：它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苏联摆脱两难境地的一种策略手段，通过赫鲁晓夫的声明表示苏联履行条约义务的决心，维护其信誉；而军方表现的目的则在于向美国和中国显示苏联对危机反应的克制与谨慎。因此，从决策过程看，这种表面上的不协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赫鲁晓夫的危机决策。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中国改变了对沿海岛屿的政策。考虑到这一阶段美国的政策，毛泽东在9月底认为，占领金门的意见“恐怕不宜采纳”。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将金马留在国民党手中，将来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遂在10月5日和14日向苏联代办安东诺夫通报了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70]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中国的政策。[71]

目前尚无苏联方面的档案文献详尽论述苏联在危机第二阶段的决策过程，但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首先，赫鲁晓夫继续在各种场合表示对中国行为的支持；其次，赫鲁晓夫非常不满这一阶段中国的新政策，这一点在1959年中苏会谈中暴露地特别明显。赫鲁晓夫称中国对沿海岛屿的处理是“托洛茨基式的”。

 

四、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尽管还需要更多的档案文献来厘清危机期间中苏关系的演进，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次危机对中苏同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首先，危机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投下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阴影。苏联认为中国炮击金门不仅违反了条约，使苏联陷于严重的战争风险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认为中国的行为破坏了苏联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毁坏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舆论面前的威信。这就是赫鲁晓夫为什么对中国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竟然事先不通知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原因。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行为丝毫没有体现“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此，在1959年1月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同周恩来会谈时，抱怨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72] 以致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炮击金门“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73]

由于炮击金门具有“针对这一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西方的姑息政策”这一决策背景，因此，在毛泽东的眼里，赫鲁晓夫同美国搞缓和，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实际上，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74] 针对苏联对中国行为的责难，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作了极为深入的总结，他强调指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的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75] 因此，由炮击金门所揭示的中苏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使得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其次，危机加深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以及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苏联虽然在危机期间表面上支持中国的做法，但从本质上讲是反对中国对台湾问题以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立场，这种态度在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问北京时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得以充分体现。赫鲁晓夫不但埋怨1958年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并明确告诉中国领导人，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苏联是不会卷入的。赫鲁晓夫强调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赫鲁晓夫甚至说，台湾现在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他还建议今后中苏通过一定途径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方针、政策。赫鲁晓夫的建议和观点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和严厉批驳。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告诉赫鲁晓夫：如何解放台湾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76] 对中国所采取的对沿海岛屿政策，苏联方面感到更加难以理解。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会谈时指出：“你们发动这次战斗的本来目的是要拿下这些岛屿，可是你们在就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停下来。”他责难中国没有拿下金马，打了一个“有始无终”的战役。对毛泽东的解释，赫鲁晓夫认为是奇怪的，“因为毛在允许蒋把军队放在金门和马祖的同时，他自己也就随时可能受到敌人的侵犯”。[77]

中国领导人认为，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炮击金门所作出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国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赫鲁晓夫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正是苏联大国主义的一次大暴露，引起中苏双方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后来虽然建议烧毁十月二日的中苏会谈记录，但那次会谈给中苏关系造成的巨大创伤，并不是烧毁记录所能愈合的。[78] 导致这一争论的重要起因毫无疑问的是1958年炮击金门，而炮击金门所要显示的中国立场是：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台湾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在台湾问题上更不存在“父子党”、“老子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