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炮击金门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赫鲁晓夫在危机中已经决定，苏联将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并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79] 对此，一心要同美国搞缓和、感到无法约束中国行为的赫鲁晓夫认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危机期间发生的“导弹风波”，则是进一步促使苏联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重要事件。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对事情的原委作了概述，他写道：“有许多事情显示出中国不信任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中国采取针对蒋介石和金马沿海岛屿行动的时候，蒋的空军拥有美国的装备，一些从它们的战斗机射向中国军舰的导弹并没有爆炸，落到了地面，有一些完好无损。我们的顾问向我们报告了这件事，我们自然对美国新型军事武器特别是导弹感兴趣。这是美国人通过中国给我们送来的样品！我们请求中国送一个给我们以便加以研究，并利用美国的技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人没有答复……我们非常生气。”[80] 尽管后来苏联经多次交涉才得到导弹，但赫鲁晓夫第一次感到“兄弟情谊”中出现深深的裂痕，他开始思考提供最新军事工艺、教中国人造火箭造导弹等是不是明智之举。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把多少秘密都交给了他们，问题就出在一颗导弹上。”[81] 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到一年，
对苏联的这个行为，中共中央认为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这一时期苏联在核禁试问题上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单方面宣布停止一切核试验。对此中国领导人认为，依照赫鲁晓夫的逻辑，既然要停止核试验，那当然不能让中国制造原子弹；这就表明赫鲁晓夫这时倾向于同西方搞妥协，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领导人此时相信，赫鲁晓夫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上，而不是依靠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包括中国拥有原子弹）、依靠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世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对此中共中央的结论是：苏联的这个行为说明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因为他在1958年提出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控制中国；当这些遭到抵抗后，他可能采取新的方针----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82] 苏联的行为后来被中共抨击为“联美反华”。
这样，赫鲁晓夫在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工业技术援助，实际上是中苏分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核政策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缘起，其影响是深远的。
五、结论
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与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清楚地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①] 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参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蔡佳禾：《双重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宫力：《毛泽东与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参见国际战略基金会主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时殷弘、蔡佳禾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1册（1956-195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8).
[③] 有关研究参见Davi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New York: Athenum, 1964); William E. Griffth, The Sino-Soviet Rif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4); Raymond L. Garthoff, ed.,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6); Morton H.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7).
[④] 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11.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
[⑥]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1956年1月-1957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0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1958年1月-1958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1958年1月-1958年12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