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分歧，特别是对印度这样的有重要影响的中立国家。毫无疑问，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帐。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12] 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13]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时，苏联的反应自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苏在战略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还在于对现代战争的看法。中国军事战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积极防御。毛泽东指出，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国家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的消灭”。[14] 这种思想到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军队中形成了要敢于“打烂仗”的思想，强调“要准备打到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也没有。如果不准备打烂仗，就不敢打。要准备上延安。如果想和敌人一样算飞机、算物资就不能打了。三千架飞机是打不了好久的，思想上一定要准备打烂仗。争取烂一半，不准备打烂仗，就没有勇气，就不敢打”。[15] 而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关于战争的概念，战争已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不大了。同时苏联还认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因此，苏联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有关“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国可以动员多于资本主义世界多少师”的想法过时以及“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观点不切实际，因为美国这只“纸老虎”长着核牙齿，向“纸老虎”开炮要用大炮，而不是用爆竹。赫鲁晓夫曾明确告诉毛泽东：“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越多，它的炮灰也就越多。”[16]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主张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意见分歧，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战争。
由于中苏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形势上考虑或应付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17]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1959年9月15日至28日对美国的访问有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认为，由于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在对华关系上的一些表现，主要是撕毁原子弹协议和发表塔斯社声明，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他采取上述两个步骤是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的。因此，对赫鲁晓夫1959年10月到北京来，从一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他是来吵架的。[18]
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除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外，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是导致他到北京的主要原因。赫鲁晓夫说：“我们只好发表一篇表示我们对中印边界冲突态度的公开声明。虽然我们觉得毛应该受到责备，我们不能谴责地发动战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毕竟比印度更接近我们……我们不愿称任何一方为侵略者……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不会受到北京欢迎的。虽然我刚从华盛顿回国，我在领导核心内的同志们告诉我：我必须集中精力并立刻飞往北京，代表苏联共产党同中国领导进行谈判。大家都同意我是能领导我们代表团的唯一的人。为什么？因为那时中国人正好在庆祝他们的国庆节，除非我作为
党的首脑去参加，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故意贬低他们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作用。”[19] 赫鲁晓夫到北京后，在一间只有苏联代表团成员在内的“装有窃听器的会客室”里，赫鲁晓夫嘲笑他的东道主，用俄语的下流话来押韵中国领导人的名字。[20]
特别注的注意的是，在1959年10月中苏会谈开始前苏联领导人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会谈的气氛。一个重要问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对中国国内经济建设路线的态度。他9月27日在汽车中对前往机场迎接他的陈云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虽然中苏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是明显不满的，以致毛泽东在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还特别对他说，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从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应该支持。”[21]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赫鲁晓夫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告诉毛泽东，苏联决定撤走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苏共中央1959年6月20日就致函中共中央作过这样的决定，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苏方毁约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明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这种新方针就是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22] 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表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毫无疑问是再次证实了自己的上述判断。
即将在这种气氛下开始进行的中苏会谈，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二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内容
10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举行了两党会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也参加了会谈。会谈由下午五时至凌晨12时，内容包括台湾问题、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印度支那问题双方有一些共同点外，在其他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会谈中双方争论十分激烈。
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谈他访美的情况。他认为这次访美是比较满意的，他所到之处受到很热烈的欢迎，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确需要缓和。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但艾森豪威尔在同你会谈中的一个观点是积极的，那就是不应该让战争爆发；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也不想要战争。赫鲁晓夫随即表示：我们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对此双方首先谈到了台湾问题，主要围绕着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
（一）台湾问题
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谈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毛泽东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可用和平的，也可用军事手段。周恩来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宣布准备同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从那时起，美国人和我们已经在进行谈判了，先是在日内瓦，后在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