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0月14日特别约见安东诺夫谈话时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毛泽东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周恩来11月19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强调同苏联的关系要加强团结，但他强调，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24]刘少奇12月10日同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谈时也表示说，中苏两党“在所有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是暂时的，而且也是可以解决的。”[25]
北京会晤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晤，赫鲁晓夫怀着不愉快的心情返回苏联。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无可忍受的愤怒，又不适时宜地与当时充溢在苏联领导层、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中的情绪结合起来。赫鲁晓夫10月6日在海参崴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批评中国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批评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但苏联方面也不愿承担中苏关系破裂的责任，因此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1月11日奉苏联政府的指示请求周恩来接见他。契尔沃年科在会见中对周恩来表示：赫鲁晓夫访华时同中共领导人进行的会谈表明，中苏两党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说：中苏两党“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做出决定，把上次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的记录烧毁。赫鲁晓夫请我代他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致以最热烈、最衷心的问候。”对契尔沃年科的说法，周恩来说，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对会谈所讨论的问题，双方都说明了各自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26]
赫鲁晓夫12月1日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后，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27] 他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讲话，主要谈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前途的看。并确定了中共的相应对策。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毛泽东特别指出，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8] 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59年底强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最重要的任务。”[29]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通过这次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前景判断更为悲观，认为中苏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于1954年访问中国，并与毛进行了几次会谈之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独白和当时在我们周围形成的气氛，得出这种结论的……而最主要的是，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并对所有同志说了这一点：毛不可能顺从那样的情形，即：其它另外一个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毛无法忍受这一点。”赫鲁晓夫的这种印象在1959年10月同毛泽东会谈后更加深刻，他认为“毛泽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30]
赫鲁晓夫回国后，苏联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分析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苏斯洛夫在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31] 报告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作风和决策程序提出批评，特别是对毛泽东提出了公开的批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存在的上述错误和缺点，多数情况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中共中央虽然公开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但实际上许多关键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通常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喜欢这一切，根据所有情形判断，毛确信自己没有错误。这很像我们国家在斯大林晚年时的那种情形。自然，我们无法向中国同志说明这一点，但是，全会应该清楚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这一方面。”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指出：“联系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人们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理解有关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们是否把和平共处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是不是认为有必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苏斯洛夫强调：“我们正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同志在赞同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则仅仅是暂时的策略手段。”对1959年10月中苏会谈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中印边界问题，报告依然强烈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这样的方法“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同时，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一个重要证据。1959年12月契尔沃年柯同刘少奇会谈时强硬地说，企图破坏苏联的外交政策将会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各个方面。[32]
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要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做出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33] 其结果就是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国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的挑战。[34] 因此在苏共中央看来，中共发表三篇文章，“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35] 苏联方面立即做出了反击，《苏维埃俄国》1960年6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