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利益研究的缘起

国家利益历来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表述国家和政治家在咄咄逼人的国际环境下如何行事的基本原则。这一概念同权力、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和平等其他重要政治概念一样，具有多重含义，并极为抽象，概念本身就提出了政治争论的种种问题。由于这个概念在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不论使用这一概念能否正确地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但事实上各国决策者都公开把“为了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作为提出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前提。[①]

从国家形态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演变看，“国家利益”一词是较近一些年代的产物。从近代国家构成主要成员的国际社会形成开始，各国国家利益的形成和追求成为国际政治展开的动因。当时的国际关系是围绕民族国家而展开的一个体系，支配这一体系的意识形态是由支持民族国家的三项理论原则构成的，即国家主权、不干涉和国家的忠诚。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单独的行为者，由此国家的行为是以“主权”为正当理由的。国家拥有主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不仅掌握对一切集团的绝对支配权，而且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代表，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国家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行为方式是以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的利益、权力所规定的利益为目标的。这就明确了国家利益是在权力结构中被追求的对象，国家利益要得以具体实现，关键就是权力政治问题。人们所认识的国家利益反映了获取这些利益的国家能力，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政治实力不仅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②]

 “利益”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与人或事有关的，有影响的，重要的”。而维护和保护国家利益免受外来侵害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③] 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利益的概念对研究外交政策的一代学者的影响，有必要简单地回顾有关这一课题的学术发展史。对于国家利益概念的起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述研究了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在近代的演变，特别是从王朝利益向国家利益的转变。比尔德指出，这一概念在第一阶段是“王朝利益”，即每个君主都渴望维护并且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版图以及他对土地和人民的统治；随着版图中越来越多的集团将自己的具体利益同君主的利益混为一体，王朝利益便让位与国家利益，尔后国家利益的概念又渗入国家荣誉的思想。比尔德强调，由于经济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国家荣誉的思想便有所削弱。他认为，随着国家体系的出现，公众对政治控制影响的增加，以及经济关系的巨大发展，国家利益这个新提法的界限逐渐被确定下来。不过，它仍然同过去保持密切联系，仍然保持着王朝利益阶段所具有的特点，还存在“强迫性的专制主义”的因素，从而使国家利益仍然像王朝利益那样“至高无上和不可抗拒”。在比尔德那里，在国家利益的各种因素中，对商业和经济的重视是显然的。[④]

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学术界对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给予高度的重视和信赖，理想主义的思潮盛行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当时理想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是：强调国家间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于相互补充，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的框架中，确定各国合理的国家利益，以谈判、妥协、条约等手段和途径实现国家利益。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学术界的希望破灭，从而导致现实主义学派的崛起。现实主义学派提倡对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问题采取“现实”态度，一些著名的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及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把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事实上是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决策的分析中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他们强调，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如果以国家利益为焦点便可以变得条理清晰，只有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才能解释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按照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追求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被认为是人类的天性，问题在于应该使用什么方式加以规范。而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也是国家利益调整的过程。国家不论大小，一定要追求国家利益，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向外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发展经济实力、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以及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国家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不仅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还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但是，“国家利益概念的前提既不是一个天生和谐与和平的世界，也不是所有国家追求国家利益使得战争不可避免。相反，这个概念假设，冲突的利益通过外交行动不断得到调整，从而使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威胁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在现实主义那里，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它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标，但不能超越国家能力的范围；空洞的道德观念不足以构成国家利益的要素，实用主义和权力才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政治行为和外交决策必须用权力的标准来衡量，决不能按照一般的道德观念或个人道德标准来评估。[⑤]

现实主义有关国家利益的观点，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发展史上曾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首先从理论方面而言，现实主义学派特别是摩根索的概念并不明确，在他的代表作《国际纵横策论》中，我们找不出有关国家利益的详细分析，只能从摩根索对权力、均势以及外交的论述中，明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至于什么是国家利益，摩根索在不同的场合做过不同的解释。从政策方面来说，批评者认为现实主义的论点过分强调权力，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在摩根索的理念世界里，国家追求权力是应该的，而且是维护生存所必需的，这种理论反映在决策上似乎就是追求军事优势、不轻易妥协。批评者认为摩根索的理论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外交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美苏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紧张。[⑥]

从国家利益研究的起源、现实主义学派的论点以及对这一学派的批评来看，国家利益研究的起源及其重要性在于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即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因此，对理论家和政治家而言，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涉及到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显而易见，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除了要明白如何为国家利益下定义之外，决策者和理论家还必须判断和界定各类目标的优先顺序，以及现在和将来可以凭借哪些手段和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首先所关注的，自然涉及到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内涵的变化。

二、国家利益概念的变化及内涵

西方国家关系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在批评和吸收现实主义论点的基础上，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了较为系统和较为科学的研究阶段，这首先体现在对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是：国家利益的定义虽然有争议，但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政策中，它的确是一个常用的、具体的概念，其定义、因素、成分以及功能等都比较清楚，因此一些学者反对国家利益的概念有含糊不清的地方，更强调它的解释功能。因此，在如何界定国家利益这一问题上有两种方法。一些学者为了定义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以历史研究为出发点，观察这个国家制订的实际外交政策，寻找反复出现的行事方式，从中推断出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在此，美国学者基本上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层次剖析国家利益，以期对其概念和内涵做出较为明确的界定。作为海权论的创立者，马汉（Alfred Mahan）最早从美国外交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利益，他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保卫国土、发展海外贸易、攫取有利于控制海洋的据点、维护门罗主义、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以及积极促进对华贸易。约翰·蔡斯（John Chase）则认为，实际上引导和推动美国制订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包括四个方面，它们是：夺取潜在的侵略者的基地，因为侵略者可以从这里向美国进攻；支持国外的自治政府和民主制度；保护和促进商业；促进建立和维护有利的世界均势。[⑦]  布兰兹(H.W.Brands)则系统考察了美国外交史的演变，将安全、繁荣和民主列为美国最为主要的国家利益，并强调三者关系的密不可分，虽然他也承认在不同时期上述三种利益的优先顺序有所差别。[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