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上述以美国外交实践作为分析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外交决策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或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研究国家利益问题中的国际主义学派。该派学者认为三个历史教训决定了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追求，这些历史教训包括：美国从来不知道真正的安全、持久的和平以及持续的繁荣，除非世界上其他地区同样变得安全、和平与繁荣；国际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取得上述基本目标以及防止致命危险的唯一途径是“消灭滋生极端主义可能存在的一切条件，并将和平行为准则强加于所有国家”。他们强调，这些教训导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界定自己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利益，从而使美国在实现这些利益的过程中过多使用军事卷入和准军事行动等。同时国际主义学派的论点坚持美国外交的目标应是在整体上主导和影响全球秩序，而不是在这个秩序中保卫某个特定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主义学派坚持美国在取得这些国家利益目标的过程中除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之外别无选择。[⑨] 由此看来，国际主义学派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实质的考虑和认同。

另外一些学者主张从纯粹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依靠逻辑推理和归纳对国家利益的概念进行分析。他们做出的结论比较抽象，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概念化。他们首先认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只对国家有利的事态，导致人们追求这一目标的国家利己主义动机，是以只关心一国自己的福祉为标志的，它是国家集团自私的表现”。因此，国家生存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其他一切都明显地取决于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而国家生存则包含了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维护基本的政治制度等要素。在这些学者看来，国家利益其他方面的重要内容还包括自给自足、声望以及扩张等。[⑩] 对此，约瑟夫·弗兰克尔（Joseph Frankel）建议从 “运用”(operational)、“期望”(aspirational)和“争论”(polemical) 三个层次理解国家利益。在运用的层次上，我们可以了解国家的短期政策，明白它在遇到国际环境的变化时所应采取的各种政策；在期望层次上则是为了有助于了解国家的长期政策。弗兰克尔提出的第三个层次则是为了学者们了解、解释和批评国家的行为。[11]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研究如何界定国家利益。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在满足国家行为系统的需要时所具有的利益。这些需要一部分源于国家系统内部，而其余的则来自于环境因素。系统内部的需要包括对原材料和其他物质能力的经济需要，但是，内部需要也包括维持系统基本规则的需要或满足于子系统所具有的或个人行为体的人格系统所要求的需要。环境需要包括防务，这些需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结构和危险敌手的存在与否，而这些需要并不随着内部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对此卡普兰强调，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利益是不变的和永恒的。然而，尽管这些需要不直接随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但在判定国家利益是对它们的重视程度却随着国内制度需要的变化而变化。[12]

除上述理论方法上的分歧外，判断国家利益及其优先顺序问题上所存在的困难性，同样导致决策者在现实外交中面临相当的困境。关于这个问题，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论点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对一个客观的、显而易见的国家利益的设想，并使之成为国家政策中的可靠指南和标准，只有在稳定时期才有意义。……而在事关国家存亡的时期，如果情况的危机性大大超过以往，那么人们就可能把极不相同的行动方针作为维护国家生存的合理选择而推荐出来。通常不那么紧要的目标入威望、在范围有限的地区加强力量、保护海外侨民等，都与国家生存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当人们试图重新确定国家目标的持续，以便把其中一部分目标同维护生存的目标区分开来的做法提出反对时，一个通常的理由是他们担心引起连锁反应或多米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由于缺乏经验性的研究，便很难决定在某一阶段“国家利益”意味着什么。[13]

为了使国家利益成为更为有用的理论，有关学者做了大量的努力，对国家利益的内涵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力图使得这一理论更有利于指导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唐纳德·纽科特赖因(Donald Nuechterlein)的贡献，他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中，[14] 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个案研究，对国家利益的内涵以及相关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论著。纽科特赖因首先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变与不变两种因素，不变的部分形成美国的持久性利益，变的部分则是依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前者可以称之为基本利益，包括国防、贸易、世界秩序、意识形态的维护与宣扬。在纽科特赖因看来，国防事关每个国家的生存，因此是国家最为关注的利益；上述四种基本利益并不相互排斥，但各国由于情况不同，所考虑的优先顺序会有所差别。虽然意识形态的利益不及安全利益，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纽科特赖因进而提出四种利益，可以适用其他国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在这些利益中，首先是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这一利益是指在敌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国家生存遭遇威胁的情况下，任何决策均涉及到生存利益。判断生存利益的标准在于国家是否遭到明显的、迫切的危险。依照这个标准，贸易、世界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均不属于生存利益。其次是紧要利益（vital interest），它包括任何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民福祉的事项，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影响的因素。紧要利益和生存利益较为相近，唯一的差别在于时间；通常涉及紧要利益的事项并不危急，政府有足够的时间与盟国磋商，权衡利弊得失，然后进行相关决策。第三是主要利益（major interest），大多数国际问题都可能涉及国家的主要利益，判断的标准在于：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稳定以及人民的福祉是否受到影响。假如国家不愿以谈判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就会上升为紧要利益。大部分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或纠纷均属于主要利益的范畴，而有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却成为紧要问题。最后是次要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它不涉及到国家的福祉，跨国公司涉及的投资经营问题以及民间的文化活动都属于次要利益。但在重视对外贸易或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民间经济活动显然超越次要利益的层次，有的视为主要利益，而有的则上升为紧要利益。

纽科特莱因的分析结构不仅在理论上比较完备，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中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从美国官方在冷战时期所界定的美国国家利益，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纽氏理论的影响。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1983年出版的《军事战略》中，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归纳为保持生存、领土完整、经济繁荣和世界秩序，并对美国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利益作了详细的表述。冷战后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依然没有超出这些范畴。由此可见，国家利益的概念已不仅仅是理论研究层次上的问题了，在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中已有充分的体现和运用。

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的理论与实际情况与西方迥然不同。一方面在决策层次上，中国对国家利益从未做过任何官方的界定，从而导致理论研究同实际情况的长期脱节。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上看，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真正研究起步较晚，早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受苏联的影响，在术语的运用和理论的分析上都使用了“民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付诸实践，客观上以及主观上都要求在理论上正确阐释国家利益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及外交决策中避免失误。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重视和深入研究国家利益问题，并在介绍和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问题的研究特点。

在对国家利益属性的认识上，中国学者存在着明显的论点分歧，其根源在于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家利益的性质。从历史上看，国家利益历来都反映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是这一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是全民性的政治概念，它的利益具有民族性而没有阶级性；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这种利益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利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上述观点是“本末倒置”的结论，他们指出，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不是统治的工具，它是一个人群的政治集合体，它必然代表那个政治集体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个政治集体中部分人的利益。这样，国家利益是由一国政府来代表，而不是又一个阶级来代表。他们批评把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等同起来的说法不仅混淆了国家与政权的区别，而且还否定了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还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国家的阶级性，指出在国际关系中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统治的政治实体，但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它所提出的利益要求必然反映、涵盖和包容统治阶级与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三者是统一的，它们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因此，不应在理论上把国家利益当作资产阶级的口号，更不应当在实践中把三种利益关系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