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国家利益反映了权力、权利和利益的统一，主要包括国家领土、领空、领海安全以及政治和经济安全，基本要求是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生存和发展不受侵犯的权益。国家政治权利和利益，即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外交的权益，维护各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权利和利益。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利和利益，即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利和利益。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互利权利和利益等。这些权利和利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可分割，是国家一切活动的基础和根本目标。国家安全利益涉及国家生存，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也为国家其他权力和利益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保障。在解释和界定国家利益时，充分考虑和把握国家利益的多个层次，合理区分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是实现国家安全、确立正确外交政策的必要前提。
三、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外交决策
国家利益概念的变化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只能说明在界定国家利益、确定符合这种利益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为此而展开的外交活动将面临着更大的难度。从政策制订的层次上看，不仅要考虑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而且必须探讨长远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仅是当代人的问题，而且具有长期影响子孙后代的性质。国家利益必须适应国际环境的长期变动以及未来世界的特性，这样才能使之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从而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稳定。相反，如果国家局限于短浅的、特殊的狭隘利益观，只能使国家利益的未来面临危机。
因此，应该看到的是，当代最现实、最合理的国家利益可能超越了传统的“权力至上”的国家利益。以否定以往国家利益形态为基础，在超越国家利益的国家行为中，国家利益也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以往的国家利益正处在变革时期，国家理性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家利益存在的理由在一定的程度上发生了极大的动摇。然而，尽管国家利益将在形式上更加具有普遍性，但有关作为获取具体的国家利益的内容以及手段的理性问题、国家至上性及其职能的变化仍将残留下来。[18] 对此，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对国家利益变化的这一趋势曾做出相应的预测，他特别强调，在涉及国家的三种基本利益即实际的生存、自由和经济生存中，实际的生存则意味着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一定要保存领土和主权。[19] 冷战结束以及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际体系的发展使得民族国家已经不再作为国际政治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主体，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跨国集团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亦不再限定在官方政府的接触范围内。由此，国家利益形成、发展时期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相结合的“国家主权”、“不干涉”和“国家的忠诚”等原则，其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相互依存不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不受其他国家影响的自主性不断下降，国家利益从封闭的体系转变为开放的体系，发生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有所改变，不再强调具体的征服和占领，而是注重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所谓的经济繁荣和推广价值观念。同时，用来影响他国事态的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国际体系中一体化和相互依存趋向的加强，权力已经变得更加分散，产生了传统策略和权术只能勉强应付的新问题和新领域，诸如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活动、粮食供应、人口膨胀等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在《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中明确指出，在冷战后的信息时代，国家间的关系“已经不像经典现实主义的相互碰撞的台球模式，结果政治领导人发现，要维持对外政策中聚合在一起的一系列优先考虑更加困难，而要阐明某一项国家利益也同样艰难”。虽然小约瑟夫·奈也强调了界定国家利益的困难，但事实上他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同时指出以美国的实力维护世界秩序、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以既有利于美国有有利与国际社会的方式塑造世界”列为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其中把“最高的有限性给予国际体系中那些一旦处理失当就将对基本的国际秩序并由此对美国人生活和福祉产生深刻影响的方面”[20]
然而，就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普遍现象而言，国际秩序和国际问题除了涉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外，如果继续限制在国家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的范围内，国家利益的概念就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但更应该认识到的是，国家利益的任意规定将受到相当制约，各国都将以“全人类的发展”为方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性地规定人们的行为，使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可能得以实现。国际体系的利益结构，即各国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环境，不仅阻止获取国家利益的行为，而且同样提供了促进国家利益的因素。由此可见，当代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之一，并不在于追求还是不追求的问题，而在于如何实现国家利益的问题。要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采取以别国和国际社会的整体生存为目的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为了使本国的领土、政治组织、文化、经济的发展得到保证，就必须考虑到其它国家的利益。
除上述理论分析和理性思考外，在国际政治的现实斗争中，正确地判断国家利益以及判定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是实现国家安全和进行合乎实际的外交决策的必要条件。当然，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同，面临的国际环境及国内状况也有较大差异，但总体而言，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能否实现的目标，外交政策是国家利益如何实现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利益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实力基础、战略考虑的优先顺序以及审慎的原则。实力基础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条件，它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其基本内涵不仅包括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战略资源等，还包括信息优势、价值观念的优势以及国民自豪感等。缺乏强大的实力基础特别是经济基础以及以此为后盾的军事力量去追求国家利益，即便这种利益是合理的，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战略考虑的优先顺序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某一阶段或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需求，这种判断对一个国家能否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并顺利实现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从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规律看，导致强国衰落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忽视的根源既在于，它们无一例外地错误决定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把权力鼎盛时期的优先顺序放在实力已开始衰败的背景下去追求过度的国家利益如保持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领土扩张以及为充当集团领袖而对盟国进行过度的援助等，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力量的衰落以至帝国的崩溃，而这种衰落一般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在任何时期对任何国家而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在于追求经济上的繁荣。在世界趋向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家追求“软实力”的今天，国家对此种利益的追求已经远不能用战争的手段加以解决。这样，国家安全的目的和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应是维护和扩大国家的经济利益，获取经济利益的大小应作为衡量对外政策合理性的主要标准。在此基础上注重国家合理的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则有助于全面实现合理的国家利益。
审慎的原则表现为在制订国家利益的目标和实施手段时，能够参照其他国家的利益来确定本国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受国际环境的制约，超越国际环境以及不顾及他国利益的国家利益，是扩张的、霸权的利益。事实上，国家可以做出审慎的努力来计划其利益和目标，以求避免国家利益的损害和国际秩序的混乱。反之，在界定和维护国家利益过程中，过分强调一国的自我利益，并粗暴地以极端、绝对的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追求国家利益，从而忽视外交的基本作用，忽视在实现国家利益过程中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深层动因，其结果将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危及国家体系的稳定。同时，审慎的原则还表现为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时要善于应变，在实践中体现为愿意实事求是地接受国家的自我利益，同时愿意接受其他形式的国家利益。这样才不至于即便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实现国家利益时而采取有害于国家长远利益的行为。
通过以上的辨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时必然以国家利益为主要考虑，而这项因素又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毫无争议的论点，但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而言，过分强调国家利益不仅是偏颇的，而且将为国际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应该看到，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虽然不安全、不平等，但一般而言尚有规则可循，尽管有关规则必须修改；国家利益固然重要，但侵犯了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和违背了人类共同利益恐怕并不可取。从国家结构和国际秩序看，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三者之间应该有所调和，相互补充，这样，国家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时才不至于发生偏差，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
（原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