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核武器从一开始就制约着美国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及至1955年年初浙东作战结束后，核武器对美国决策的影响更加突出，它主要体现在：在美国的政策设计中，一旦中国进攻沿海岛屿，美国将封锁中国海岸，并对沿海岛屿和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从危机的发展看，在危机的最初阶段，由于盟国和公众的反对，美国虽有以核武器协防金马的意图，但只能采取“含糊”的立场。随着中国展开浙东作战以及美国对中国意图的错误估计，美国开始从政策设计和实战方面进行以核武器协防金马的准备，并获得了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但这种政策在危机后期显然导致了决策者内部的分歧、与盟国的矛盾以及国内舆论的分裂，但主要决策者杜勒斯认为美国的政策不能改变，但他也在寻找和缓危机的途径，而万隆会议的召开给美国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讲，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决策，是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采取强硬而缺乏弹性的政策的直接原因。因此，从核武器这个角度考察危机期间的美国政策，是研究这次危机的关键。

一

在研究五十年代台湾海峡起源时必须注意到，这两次危机是继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停火之后中美关系中的严重危机。特别是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于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新面貌”（New Look）和“大规模报复”战略（Massive Retaliation）之后，因此，美国的新战略就不可能不影响到危机时期的美国决策。1954年1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题为《使用原子武器的一项政策》文件。艾森豪威尔对国会领袖解释说，如果“共产党再次发动战争”，他计划用美国“拥有的一切武器打击他们”。[①]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是美国在五十年代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肆无忌惮地推行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的重要根源。

    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决策者对台湾的态度是明确的：协助国民党守住台湾，必要时动用美国部队；但如何对待沿海岛屿特别是金门、马祖，美国决策者内部存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中国炮击金门后，沿海岛屿问题更加突出。危机爆发的第二天，中央情报局会同其他情报机构提交了一份题为《有关靠近中国大陆的若干岛屿之局势》的国家情报特别估计，分析了中国对沿海岛屿作战的能力和意图、攻占沿海岛屿的后果以及美国的对策等问题。报告认为，一旦中国攻占沿海岛屿，将导致中国威信的提高与美国信誉的下降，并沉重打击国民党的士气。美国如承担对沿海岛屿的义务，则会引起英国、印度及日本的反对和担心；如美国对沿海岛屿的义务不做明确界定，那将引起中国方面进一步的行动。[②] 报告指出了美国在危机中所要面临的两难境地。

　　中国炮击的时候杜勒斯正在马尼拉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9月4日，杜勒斯打电报给国务院指示说，金门的丢失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从而导致共产党对日益恶化的反共士气采取与日俱增的行动；这可能是一连串事态发展的开始，并可能严重危害包括澳大利亚、台湾、日本、新西兰、菲律宾和琉球在内的整个沿海地区”。为此杜勒斯建议，如果美国认为需要防卫沿海岛屿，那就去防卫这些岛屿，即使是它们没有内在的价值，即使是这种防卫需要美国进攻中国大陆。杜勒斯还指示国务院将中国的炮击做为“紧急事态”立即同国会领袖协商，以获得国会的支持。[③]

与此同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军方也持强硬立场。9月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向国防部长呈送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心理上的原因，沿海岛屿对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岛屿还可为搜集情报提供良机，并可做为进行游击战袭击和骚扰沿海地区的集结地。对美国而言，保卫沿海岛屿将不可避免地“要求进攻大陆和冒触发战争的危险”，但报告建议，“如果战争爆发而无胜利之把握，那就使用核武器”。在9月7日与国务院官员的会谈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称，中共控制金门和马祖“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打击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威信，并将摧毁福摩萨国民党人的士气”。[④] 艾森豪威尔在危机初期在美国协防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但对沿海岛屿则不太愿意承担义务。在9月6日同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的电话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则认为，一旦美国卷入防卫金门，美国的声誉就会完全牵扯进去，因此他强调，“除非我们能防御沿海岛屿，否则我们就不能卷入”。[⑤]

　　杜勒斯回到华盛顿后，于9月12日写了一份有关台海局势和美国对策的备忘录，表明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杜勒斯清楚地意识到，危机是“极为可怕的两难境地”，因为“除非在一场同红色中国的全面战争中击败共产党人，否则不可能无限期地守住金门”。同时，防卫沿海岛屿的承诺将不会得到公众舆论和盟国的支持，“特别是事态的发展将可能导致我们开始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沿海岛屿的丢失可能对美国的威望和国民党的士气造成危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勒斯认为，可考虑由一个中立国如新西兰将台海问题提交联合国，要求“维持现状并寻求解决方法”；他特别强调，联合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结果将是台湾的独立。[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