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丹佛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是决定危机初期美国对台海局势政策的一次非常重要会议。[⑦] 会上所形成的政策选择实际上体现是杜勒斯备忘录的精神。杜勒斯在会上全面分析了美国目前的境地和对策，他指出，放弃沿海岛屿不仅“会鼓励中共进一步的侵略”，而且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为了沿海岛屿而进行一场战争将导致美国公众的分裂，并可能导致全世界谴责美国的行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是既不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也不在压力下放弃沿海岛屿，杜勒斯认为最佳选择是将台海冲突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是否协防沿岛屿，杜勒斯建议可在充分考虑其上述建议之后再做决定。

艾森豪威尔指出，中共夺取诸如金门这样的主要岛屿，将沉重打击国民党的士气和美国威望，因此美国对此不能袖手旁观；他虽然接受了李奇微和威尔逊对沿海岛屿可能带来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这个严重后果的判断，但艾森豪威尔宣称他不会放过中国大陆的军事设施，或仅仅使用常规武器。

雷德福仍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卷入可以保住金门的安全，只要授权美国指挥官攻击中国大陆，并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⑧] 在12日的会议上，雷德福一再强调，美国协防沿海岛屿不会导致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袭击中国境内目标不会把美军拴在那里。

　　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采纳了杜勒斯的建议，请新西兰在联合国提出动议，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审议所谓“在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的问题，并由联合国出面在那一地区“斡旋停火”。杜勒斯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折衷方案，体现了决策者对沿海岛屿的两难境地，但起码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对台湾的防卫能力而言，这些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但对国民党的士气却极其重要；第二，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不可能守住这些沿海岛屿。在危机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军方要求对沿海岛屿承担义务的呼声较高。9月11日，远东部队总司令约翰·赫尔将军（John Hull）致电雷德福，认为保卫金马需要反攻击，而金马的防卫力量对此种反攻击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些岛屿处在中国的射程之内，中国亦可以从大陆对金马进行空袭。因此赫尔强调指出，面对这种情况，就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可能性：即局势的发展极为迅速，以致同中共发生全面的敌对”，如果这样，美国应准备使用其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取得胜利，“包括使用原子弹”。[⑨]

另一方面，美国舆论对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表示担忧并提出了批评，美国报刊也多反对美国协防沿海岛屿。与此同时，西方盟国特别是英国的态度也是导致杜勒斯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谨慎行事的一个重要原因。9月1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说，他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的谈话表明英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态度同美国政策极不相同。英国认为沿海岛屿同台湾问题是两码事，如果美国决定承诺协防沿海岛屿，英国将无法表示支持。艾登随后还专门致函杜勒斯，指出美国保卫金马的承诺可能会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处于一个“极为可怕的境地”。艾登甚至建议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以换取中国不进攻台湾的保证。[⑩] 美国决策者在这一阶段还充分估计苏联在危机中的作用。10月2日，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打电报给国务院，他虽然推断苏联并不想为沿海岛屿同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但值得担忧的是“共产主义的辞令所产生的效应”。因此波伦提请政府注意，不能排除由于偶发事件而引起的战争。[11] 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承认，莫斯科和北京的目的虽然不同，但他相信在这次危机中，俄国人将被迫支持其最大的盟友。[12]

因此，在杜勒斯看来，将台海问题提交联合国是危机初期美国政策的唯一合适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出停火动议并获得国民党对这一动议的支持；前者的活动主要是在美国和英国之间进行的，而后者的结果则是缔结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从危机爆发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国政策中较为明显的有两点：一，美国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将帮助国民党协防台湾和澎湖；二，对沿海岛屿美国采取了变通的“含糊”立场，将协防沿海岛屿同是否是进攻台湾的前奏联系起来，但从美国的政策变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判断缺乏明确的标准。美国之所以在沿海岛屿问题不明确立场而是含糊其辞，除杜勒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两个中国”的构想外，主要还由于决策者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有效地协防这些岛屿，就将意味着同中国的一场战争，这样则一要动用美国地面部队，二要使用原子弹，而这两点在当时既不会得到盟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公众舆论也会反对。因此，这一阶段美国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深层考虑，而不是美台矛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