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对中苏分裂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由中印边界冲突所显示的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同时，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这一时期的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印边界冲突  苏联  中国  中苏分裂  冷战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对中苏分裂的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但对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苏联的反应和相关政策，国内外学界则缺乏系统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论著看，苏联官方的外交史著作很少甚至没有论及这一问题。[①] 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他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开始缓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不为苏联所接受，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的基础。因此，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②] 印度学术界在研究中印边界冲突时强调，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他们指出，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该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应该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亚非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 因此，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③] 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一直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严重损害了中苏关系，苏联的行为损害了“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④] 而中国的研究普遍认为，“赫鲁晓夫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危机中支持苏联……短时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苏美就加勒比危机达成妥协后，苏联立即恢复了过去偏袒印度的立场。” [⑤] 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论点，认为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中苏同盟仍在发挥作用，两国相互声援对方”。[⑥]

上述学术发展史显示，国内外学界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的评价不一。近年来新近解密的苏联、美国的外交档案文献以及中国和印度方面的相关资料，为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探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特别是苏联的反应和政策，提供了可资深入研究的史料基础。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由中印边界冲突所显示的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同时，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这一时期的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两个阵营”到“和平共处”：冷战背景下的苏联对印度的政策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⑦] 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7年6月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独立后的内外政策。与会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国帝国主义交易和妥协的结果，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和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⑧] 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E. 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⑨] 但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真理报》1949年11月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⑩]

苏联对独立后印度的性质的判断，还体现在对甘地(Mahatma Gandhi)和“甘地主义”的评价。《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印度驻苏大使梅农(Krishna P.S. Menon)提请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K.V.Novikov)注意上述问题时，诺维科夫回答说，如果在苏联的书中找到一句贬低甘地的话，那么就会在印度出版的书中找到一百句贬低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诺维科夫还说，在苏联，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从事研究，并得出诸如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结论。[11]

共产党情报局1950年对印度共产党的批评和直接干预，同样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必然结果。1950年1月2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的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号召印度共产党“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12] 而当时印度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应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共产党的猛烈批评，造成了印共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改组。新中央与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线，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的道路。而本来就反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丹吉(Shripad Amrit Dange)、高士(Ajoy Kumar Ghosh)等人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这条新路线，致使印共公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情报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产党的斗争陷入更为严重的困难，从而也成为印共党内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产生严重分歧的一个重要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