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同意向印度提供印度所需要的一切装备，并为此否决了一些高级主管官员的反对意见。[113] 12月12日，贝尼迪克托夫接受赫鲁晓夫的指示，同尼赫鲁会谈，并在会谈中表明了苏联的立场。贝尼迪克托夫首先表示，苏联政府钦佩印度政府和尼赫鲁致力于不结盟政策的努力，以及保持和发展同苏联友好关系的努力。贝尼迪克托夫说，中印边界冲突应该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尼赫鲁在会谈中态度强硬，他说，冲突不是印度挑起的，是中国强加印度的，印度不希望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希望问题得到解决。尼赫鲁强调：“我们当然没有入侵中国的领土，但必须考虑的是，印度人民要求解放那些属于印度的领土。”对有关同中国谈判的问题，尼赫鲁坚持必须恢复到三个月以前的边界状况，即9月8日的边界，才能进行谈判。[114]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中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1962年10月24日，周恩来约见班纳吉，强调边界冲突必须结束。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10月24日和11月9日两次致函尼赫鲁，表达中方的意图。11月20日深夜，周恩来约见班纳吉，向他宣布中国单方面停火的决定。[115] 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有关论著指出，苏联通过威胁停止向中国空军提供燃油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结束边界冲突，据说苏联是应印度的请求采取了这一步骤。[116] 目前尚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印证这一说法，但肯尼迪总统的顾问鲍尔斯(Chester A. Bowles)在1962年10月13日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Dobrynin)的一次谈话却耐人寻味。鲍尔斯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同俄国不一样，它缺乏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可耕地。中国70%的石油都是来自苏联，并将从苏联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西伯利亚新近发现的油田获得更多的石油；因此，“由于北平政府成功地攫取西伯利亚新发现的石油以及西伯利亚小麦生产的潜力可能会使得中国自给自足，这难道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关注吗？”鲍尔斯明确指出：“如果有一天苏联和美国能够携起手来，苏联通过石油、美国通过食品，就可以对中国施加有效的压力，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就做？由于到那时我们关系友好，我们可以为你们的边界安全提供保证，因此不会有柏林和古巴引起我们之间的麻烦了。”[117]

 

五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关系和冷战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反应更使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无疑相信，“西藏、新疆边境的部队在前线同尼赫鲁和修正主义作斗争。”[118] 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119] 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路线的问题上，中国全面抨击苏联的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120] 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121] 这样，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在1963年7月同苏共中央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反复强调：你们使美好的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多么混乱的境地！在处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你们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行事。当你们认为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当你们相信自己抓住一根由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或诸如此类的人递给你们的某种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兴高采烈。对那些不跟着你们的指挥棒转、不受你们摆布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你们就暴跳如雷，你们就宣布社会主义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由于你们自己的错误政策而处境不妙、遭受挫折的时候，你们就迁怒于那些坚持原则和真理的兄弟党和国家，把它们当作出气孔和替罪羊，你们甚至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迎合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便寻找出路。[122]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立场，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123] 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正是他篡改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突出表现；“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投降主义。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鲁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并且从各方面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辩护和粉饰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笔帐总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124]

其次，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两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战略，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中共中央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