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成为替美帝国主义奔走呼号的代言人，甚至使用印度军队公开充当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126] 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动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127]
最后，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印度自称是所谓的中立国家，但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领土问题的实质是印度政府企图兼并西部边界地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破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阴谋，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他们就会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样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造成更大的危险。”[128]
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政策立场以及对苏联政策的抨击，苏联做出了公开的反应。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F. Kozlov)在12月2日至8日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也批评中国在中印争端问题上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有利于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共产主义的活动。[129] 在1963年7月25日的一份声明中苏联强调：“当看到一个刚刚获得独立并作为寻求独立的国家之典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同一个年轻的中立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力图使用那种方法在事关某段边界的问题上取得有利的解决途径，对此人们感到困惑和愤懑。”《真理报》1963年9月19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一定对苏联爱好和平的立场不满。也许，他们希望是用战争手段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并希望得到苏联对他们行动的支持。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得到这些，他们肯定有理由痛恨苏联的立场。”[130]
苏联的有关政策立场，在1963年5月17日契尔沃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中表现地极为明确和充分。契尔沃年科强调指出：在实现亚非团结的考虑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占据着特殊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又想利用这一冲突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和离间苏印关系，于是这一问题就久拖不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亚非国家团结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了严重矛盾，使中国的威信受到一定损害。信函进而强调：“所有这些也对实现第一次万隆会议所奠定的那些积极和健康的原则带来消极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竭力人为地将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中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中共这种片面的好高骛远的方针，客观上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立国家和国际民主组织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人的行为促使他们转向西方。”[131]
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和政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也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种战略态势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方面，第一批4架米格-21型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对苏联此举的反应极为强烈，而塔斯社则在1963年2月23日在一篇声明中“反驳”“某些外国宣传机构编造所谓的苏联向印度出售大量的战争物资的谎言”；声明还强调，这类报道的目的明显是“使国家关系复杂化并破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132] 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到1964年5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价值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64年9月，苏联决定在未来五年向印度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133] 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停止向印度提供军火，苏联则大力向印度援助相关军事物资。在1967年，印度获得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500辆，100架战斗机；1969年至1970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45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150辆轻型坦克，140门口径为100毫米的火炮，两艘潜水艇、一艘驱逐舰、120架MIG-21型截击机、32架安型运输机、140架战斗机、109架直升机、50套地对空导弹发射设备。同西方相应的价格相比，苏联的上述军事设备一般便宜40-50%。[134] 至于从苏联大量购买军事装备的意图，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 B. Chavan)在1965年9月表示，苏联的武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对付中国。[135]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使尼赫鲁愿意谈判，来划一条比较永久的和平的边界线，使我们安静一方，安静西南边界，集中力量对付东边，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为主。”[136] 但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