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的是，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45] 周恩来1959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西藏叛乱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46]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因此，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因为尼赫鲁认为达赖喇嘛在印度人的计划里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没有达赖喇嘛西藏会乱。[47] 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他们可能抛开西藏问题来掀起反共反华高潮，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48] 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49]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首要措施。周恩来强调，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上述信函中有关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说法，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所形成的边界线，并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50] 为此，中国12月26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再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照会明确指出中印双方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有待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之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界的安谧。[51] 对这一照会，毛泽东曾经指示，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52]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同50年代中后期“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相适应，中共中央确立了对印度和尼赫鲁的方针政策，由此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方向。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的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针。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他缓和一下，收缩一下，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好。”[53]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在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好，这从印度尼西亚对待西藏事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54] 而印度则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 [55] 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56]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相信“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57] 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三 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的政策和中苏分歧
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冲突的爆发无疑使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处境。首先，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中央一直把中印边界问题看作是国际范围内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试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而苏联并不同意中共的这个观点，并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其次，苏联认为，中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好战方式”，不仅同“和平共处”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还将可能会影响中国处理其他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特别是中苏有争议的边界。1959年9月8日，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表明苏联决策部门已意识到同中国可能产生的边界问题。最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向苏联通报感到非常不满。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后，苏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因此苏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58] 中国方面也曾在1958年年底向苏联承诺，“今后不会草率从事”。[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