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只是在冲突爆发后“很长时间”才收到中国方面的通报，鉴于“中国同志承认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世界舆论就会形成如下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外交政策，是得到苏联同意的。”[60] 因此，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表明苏联的立场，这一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中。1959年9月8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界是山区，难以划出准确的边界线，并指责中方在冲突中造成印方的人员伤亡。第二天，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S.F.Antonov)约见陈毅，递交一份准备在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声明稿写道：中印边界冲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团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苏联不能不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希望中印双方考虑相互的利益，解决发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中国还把周恩来9月8日致尼赫鲁信的副本交给安东诺夫。9月8日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面告安东诺夫，中国方面已公布了周恩来的信，请苏联政府考虑这封信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的声明。[61]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在赫鲁晓夫开始和艾森豪威尔进行戴维营会谈的同一天。对于这一声明，尼赫鲁在9月11日表示：“考虑到方方面面，对苏联政府而言，这个声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寻常的。”因为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和平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纠纷。[62] 10月23日在拉达克再次发生边界冲突后，《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和印度有关冲突的政策声明。10月3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Valerine Zolin)在安理会会议上呼吁印度接受中国的三点建议；赫鲁晓夫在10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尼赫鲁接受停火，同中国谈判和平解决问题。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63]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64] 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还猛烈批评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认为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是赫鲁晓夫“偏袒印度反动派”，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65]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结果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损害。[66] 从1959年年底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更重要的体现了中苏两党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共中央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和尼赫鲁的反动政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坚信自己对尼赫鲁和印度外交的正确性。1960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S.Chervonenko)会谈时突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变化。[67] 在会谈中，邓小平强调，周恩来最近对印度的访问完全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尼赫鲁的看法和立场”。尼赫鲁是印度反华阵营的核心人物，他并没有处在右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向他施加压力的处境，他自己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同时周恩来的访问证实了尼赫鲁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的行动是以对内和对外的利益作为基础的。尼赫鲁公开声称反对印度共产党，解决同中国的边界问题不能使他得到好处。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解决边界问题也不能使他得到好处。邓小平强调指出，同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其次，中共中央批评苏联的“中立”政策，反对苏联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接见契尔沃年科时指出，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周恩来强调，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并请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将中方的意见转达。[68] 1月21日，契尔沃年科拜会陈毅，说他已经将1月19日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强调，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契尔沃年科表示，中国方面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将苏联的上述立场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69]
对苏联的上述立场，周恩来和陈毅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惊讶。周恩来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周恩来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周恩来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1月27日，应苏联大使的要求，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契尔沃年科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传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明确表示，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日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1月30日，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时再次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70] 在1960年9月20日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尖锐地责问道：我想问问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究竟指望得到谁的帮助，是指望艾森豪威尔、尼赫鲁，或者是类似的人物，还是指望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指望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