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洛夫报告中所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苏联开始公开批评所谓的“左倾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指出，中国的行为“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印边界冲突“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竞选失败，又使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得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正在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口头通知，进一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因为在苏联看来，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80]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代表团之间的秘密讨论中批评中国的政策，称毛泽东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认为中国在中印关系的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8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为苏联对民族国家的政策进行辩护；文章指出，尽管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和伊拉克等采取的“基本的民主措施”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以这些措施是民主的性质而非社会主义的性质为理由，以教条主义的立场来低估和轻视这些措施的进步的重要性，也是错误的。
对于赫鲁晓夫上述的一系列讲话以及赫鲁晓夫随后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他还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所做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81] 其结果就是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1960年4月连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的挑战。[82] 因此苏联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击，《苏维埃俄国》1960年6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共产党人》6月23日发表文章声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派的。”《真理报》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83] 中苏公开论战的帷幕由此拉开。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边界和领土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四 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及其政策选择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中印双方都在进行外交和军事上的部署，以便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除军事部署外，中国在外交方面试图在未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获得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周恩来在1962年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印度使用的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84] 对印度拒绝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两国会谈的建议，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明确表示：目前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印度方面的挑衅引起的，印度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进攻中国境内的边界哨所。中国强调，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最终会把两国关系损害到无法挽回的地步。[85] 10月15日，《人民日报》负责人召集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的记者，介绍中印边界的“严重性”。塔斯社记者在送交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方面期望“兄弟党的新闻机关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同中方立场的表述保持一致”。[86] 同时，中国针对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批评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10月20日，中国就核不扩散问题致苏联政府一份备忘录，并将备忘录分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备忘录中强调指出：“无论苏联的军事力量如何强大，它都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卫
问题。譬如，在中国防御其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上，苏联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87] 这些外交行动明确向苏联表明：中国不仅坚决反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而且将在边界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果断行动。因此，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完全了解中国的政策立场，也完全清楚它在即将到来的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政策的后果。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苏联依然采取“中立”的立场，希望中印双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试图对中印双方施加影响，并向印度、美国传达传递了这样的信息。1962年5月14日，在印度向中国发出照会之后，契尔沃年科拜会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询问班纳吉是否就印度政府的照会同中国方面联系，如有联系，中国方面的反应如何。在听到班纳吉对情况的介绍后，契尔沃年科非常失望。他对班纳吉说，根据他从莫斯科获得的消息，克里希纳·梅农、葛罗米柯和陈毅在日内瓦已讨论了印度方面的照会，并同意希望这一照会不仅可以为中国方面所接受，而且还能够为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气氛。对陈毅同意印度照会的说法，班纳吉表示怀疑，同时他也怀疑照会所建议的将阿克赛钦公路用作民用的可能性，因为印方相信，这条公路事实上在中国完全的军事控制下继续用做军事目的。契尔沃年科对此表示同意，但他指出，苏联和印度应该继续努力和平解决同中国人所存在的“误解”。[88]
与此同时，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还向美国表明自己的立场。1962年10月18日，在葛罗米柯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的会谈中，腊斯克提到了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葛罗米柯说，争议是因为双方在边界地区互有领土要求而引起的；苏联政府认为，双方在相互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就此问题越快达成一致越好。葛罗米柯向腊斯克暗示，“我们之间就这个问题的谈话看来不会对事情有多大的帮助”。腊斯克同意葛罗米柯的观点，但表示麦克马洪线就是正确的边界线，并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立场相互一致的惟一问题。[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