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的剧变、柏林墙的坍塌和苏联的解体， 80 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的确使全世界头晕目眩，而支配战后世界长达 40 年的冷战似乎在一夜之间结束了。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陶醉于“胜利”之中的时候，美国外交史学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得意之余也感到了困惑。一方面，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史的研究经历了“正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之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基本上取得了意见一致，而冷战的结束则使得有必要重新研究整个冷战史；另一方面，在重新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厘清冷战的经纬，怎样对待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许多似成“定论”的观点等，都是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界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外交史学界开始呼吁进行“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研究。因此，“新冷战史”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不仅仅显示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重要发展趋向，更为重要的是，它凸显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思想的发展趋势。

一

　　“新冷战史”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1996年2月12日至13日在美国天普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卡内基公司赞助的。会议的主题为“冷战”的起源：新的证据、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其目的是两方面的：一是根据新近解密的档案重新考察冷战的起源，二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研究“避免及解决冲突”的历史，但重点放在冷战的起源问题上。美国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约翰· L. 加迪斯（Joh n Lewis Gaddis）做了题为《新冷战史：一些最初感想》的主题发言，对“新冷战史”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提出了建议。[1]  加迪斯实际上总结了自己及美国外交史学界在冷战结束后对冷战史的反思。他在发言中说，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这必然导致“新冷战史”的出现；这种 “新冷战史”注重多国档案的研究，强调“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并强调思想和政治上的合理性。因此，“新冷战史”肯定同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不同。加迪斯认为其差别在于：“旧”冷战史在研究中并未利用多国档案，它倾向于注意军事和经济因素，特别强调美苏两极之间的对抗。为此，加迪斯列举了有关“新冷战史”研究的六个假设：

　　第一，“新冷战史”将强调“力量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power），这种多样化不仅体现在如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形式上，而且还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相互作用上。由此“新冷战史”将避免“旧”冷战史单向研究的缺陷。

　　第二，“新冷战史”将考察美国和苏联建立各自“帝国”的方式，以此揭示这些帝国在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差别。加迪斯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和苏联都力图填补由于德国和日本战败而留下的权力真空，两个超级大国进而以巧妙的手段施加对盟国和第三世界中立国的影响；在建立帝国的长期过程中，美国取得了成功，而苏联则失败了。关于苏联失败的原因，加迪斯归因于苏联“帝国”那种过份高压及独裁的本质，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东欧地区，苏联从未取得充分的合法性；而“美利坚帝国”则相反，它是建立在“邀请”之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积极寻求同美国结盟，“欢迎美国的存在以抵消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威胁”。因此，加迪斯的结论是：由于其盟国乐于甚至渴望参与的意愿，使得“美利坚帝国”更为可行、稳定并具有凝聚力。

  　第三，“新冷战史”将显示，“独裁的共产主义集团在总体上，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外交领域方面比旧冷战史通常所描述的那样更缺少实用性”。加迪斯还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具有“革命的浪漫主义”（ revolutionary romantics），他们经常为各自意识形态的信念所束缚乃至误导，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帝国主义的西方阵营之中的国家最终将分道扬镳，共产党人将会在亚非拉的广大地区被视为解放者。

　　第四，作为第三个假设的必然结果，“新冷战史”将显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   “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追寻，比旧冷战史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学派通常所相信的要更为实际和成功。加迪斯说，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常常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脱离实际，自拆台脚，还在一个崇尚权力的世界高唱民主的理想”；实际上，美国成功地建立了军事和经济帝国而没有抛弃民主的理想，突出的例子是北约的成立和亲美的富裕的西德和日本的崛起。

  　第五，“新冷战史”将显示，西方在 60 年代初期已经对共产主义集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西方才能提供“大炮和黄油”；高压的独裁主义和行将崩溃的经济最终破坏了共产主义的法统地位，并导致华约和苏联的解体。如果这一进程在 60 年代就已经开始，那么冷战为什么会延续如此之久呢？加迪斯将之归因于美苏双方对军事力量的迷恋，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一方面，核武器是战后国际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发展使苏联相信，军事力量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被打断了，而核武器则成为苏联能向美国进行挑战的唯一战略领域。发展庞大的核武库使苏联在丧失了在其他一切领域中同美国进行竞争的能力后继续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样，过份注重军备竞赛掩盖了苏联国内不断出现的各种严峻的问题，并妨碍了东西方之间的早日和解。

　　第六，“新冷战史”不仅将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而且还将证实“正统派”冷战史学家的一些结论；也许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新的证据将进一步充实以下论点，即只要斯大林一天掌权，冷战的对抗就不可避免。加迪斯强调指出，不断增加的有关斯大林的资料只能进一步证实他所具有的敌对及野蛮的本性；他制造了一种怀疑和敌视西方的气氛，这种气氛在他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冷战的起源和冷战的加剧上没有责任。

　　加迪斯新近出版了一部名为《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的论著，进一步系统阐述其“新冷战史”的思想。[2]  这部论著实际上是加迪斯在牛津大学所做的八个系列讲座，其中探讨了早期冷战史（ 1947 － 1962 年）中的重大问题，如欧洲的分裂、中国内战、朝鲜战争、核军备竞赛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等。从现有的评论看，美国外交史学界虽然也批评加迪斯的“新冷战史”存在着史料运用方面的不足以及研究视野上的缺憾等问题，但多称赞加迪斯的论著是“富于思想内容和挑战性的”，为研究早期冷战史提供了一个“使人耳目一新的、完整的学术框架和重要的方法”。还有评论者甚至认为，“新冷战史”思想的提出，是美国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并将改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学术争论。[3] 由此可见，加迪斯的论点将会产生相当持久的、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