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本质上讲，“新冷战史”思想的提出不仅仅是美国外交史学界的一个新现象，它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集中体现，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某些发展趋向。因此，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新冷战史”究竟新在哪里，哪些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哪些是值得商榷的，这应该是一个严肃的论题。 

　　首先，加迪斯呼吁“新冷战史”注重多国档案研究，强调“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影响，强调“力量的多样化”的研究，这种方法论和研究手段上的突破，也是近年来美国外交史学界力图摆脱学科危机所进行的重要尝试。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由于研究方法单调、理论陈旧，发展缓慢，以至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类似于一个充满了鳄鱼、犰狳和蟑螂的小生物圈”，古板而无趣。[4]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外交史学家做了种种努力，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打破学科樊篱，破除传统的研究框架，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和以军事、经济因素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在这方面，随着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自我反思，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同时也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开放以及美国同其他国家学者合作的加深，美国外交史学将走向多层次、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逐步将单纯的“美国外交史”发展成综合的“国际史” （ international history ）。[5]  加迪斯总结了 90 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界有关学科建设的诸多反思与建议，所以有“一者呼而天下应”的效果。从长远看，“新冷战史”的这一设想势必成为 21世纪美国外交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其意义不容低估。这也是加迪斯的主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其次，加迪斯的第二个假设，提出了冷战史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即冷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冷战史的演变看，美国和苏联战后在欧洲的矛盾和斗争，从根本上讲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同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非加迪斯所谓的“帝国的建立”。因此，加迪斯曲解了冷战的性质，“邀请”和“强加”的概念纯属人为，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就美国同西欧的“邀请”关系而言，从 1947 年的敦克尔克条约到 1948 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再到 1949 年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欧的战略经历了从共同对付德国到防止苏联“侵略”的转变，这是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诱导的结果。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首先提出尔后让西欧国家“请求”的，是附有政治条件的；当时的问题在于，西欧有求于美国，但并不愿接受美国的霸权，“邀请”出于无奈，因此也强加于人的。就苏联与东欧的所谓“强加”关系而言，究竟是战前那些反苏反共、亲法西斯的国王、流亡国外的旧政权卷土重来，还是在国内坚持共产党和游击队应当掌权，一句话，是谁应该享有胜利成果。起码捷共、南斯拉夫的例子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美国在希腊支持亲法西斯的前国王政权，青睐于罗、南、保亲法西斯的前政权，是反人民的、强加于这些国家的。而苏联在东欧的行为虽然有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考虑，但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东欧社会的发展潮流，这同国际关系史上传统定义的“帝国建立”有着天渊之别。[6]加迪斯的论点无独有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史学界基本上倾向于认为，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使苏联“可以利用其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及其深入中欧地区的力量存在而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样，“斯大林在 1946 年和 1947 年重新宣布世界划分为两个相互竞争的阵营，看来比以前更真实、更具威胁性”。所以冷战并非是一场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漫长而遥远的争斗”，而是两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之间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大利益所进行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意图就是尽可能扩展自己在全世界的影响，这反映出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性质的普遍误解。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持同样论点。[7] 

　　再次，加迪斯认为“新冷战史”将证实“正统派”冷战史学家的一些结论，他强调“最富有意义”的是将证实斯大林对冷战的起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表明了加迪斯对冷战性质及其起源的理解。实际上，加迪斯这一假设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但其涵义却非同寻常。早在 30 年前，小阿瑟·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 在《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代表“正统派”论点的著名文章中，将冷战的起源归因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所谓斯大林的“偏执狂”。他针对当时“修正学派”的种种论点强调指出，斯大林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被战争危机深深地控制着，在战后年代却带着令人震惊的新强度爆发了，到最后没有什么能满足斯大林的偏执狂。这样，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本人的品格就形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使战后美苏合作根本不可能，而不管当时美国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8] 事过 30 年，加迪斯在其出任 1992 年度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所发表的演说中，使用了同施莱辛格毫无二致的言辞，显示了“新冷战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加迪斯在演说中坚持认为冷战史所具有的悲剧性就在于：“尽管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但并未损及由马列主义培育出来的集权主义”，他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提并论；因此，加迪斯认为，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在为抵制专制集权主义而斗争”。[9]这一论点同“正统学派”在论述冷战起源时所使用模式有些雷同。冷战结束后，许多美国学者强调了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他们猛烈抨击了苏联的政策，认为“由于苏联在战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对西方而言，苏联意识形态的挑战就特别令人不安了，冷战基本上是起源于共产主义经常宣称的扩张主义的目标”。在 1997 年夏季号的《外交史》杂志有关苏联档案与冷战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中，更有几篇利用苏联解体后开放的档案文献研究苏联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个性在冷战史的作用和影响，力图证实“新冷战史”的这一假设。他们甚至声称：“斯大林不仅是热衷于向全世界扩张苏维埃帝国的俄国帝王般的共产党人，他还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冷战专家。当他的统治快要结束之时，他就加剧了冷战的程度，使之预示着同美国关系的最初破裂以及同西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而斯大林的去世则是一个大事，使俄罗斯和世界人民从这一致命的威胁中解脱出来。”[10] 这种论点和研究趋向说明了美国外交史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