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加迪斯认为，“新冷战史”必须批判和抛弃“旧”冷战史的一些基本结论，如对中苏外交政策、美国外交等重要问题的评价。关于前者，美国外交史学界近年来非常重视，力图证明共产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僵硬性和意识形态化，除上述有关苏联档案与冷战研究的专题论述外，《外交史》杂志在 1997 年还组织了《重新检讨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的专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由孔华润（ Warren Cohen ）主持的讨论，似乎要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证实加迪斯的这一假设。关于“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的讨论，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史学界历经数次，每次侧重点不同，但美国学者大致认为在战后初期中美关系的交恶过程中，美国应负较多的责任。但冷战结束后的这次讨论却众口一腔，参与讨论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使当时中美无法接触和建立关系，或曰“根本没有机会”，或是“微乎其微的机会”，中国应对“失去的机会”负主要的责任。[11]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还试   图证明，由毛泽东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所引发的“输出革命”从根本上恶化了战后初期的中美关系。他们指出，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新中国的安全只有通过团结其他革命力量才能达到，“尽管在 1949 年中共巩固了在大陆的控制之后，它仍大规模地援助越南、朝鲜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因此中美要实现和解，只有美国准备完全撤出亚洲才有可能。他们进而指出，如果美国那样做的话，“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因此“共产主义的全球浪潮会在它达到顶点和开始衰落之前得到进一步的扩张”。[12]这种结论的含义非常明确。   　　

　　关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美国外交史学界近年来尽管使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如“世界体系”理论、“合作理论”、文化模式等进行深化探索，但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不少论著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唱赞歌，似乎忘记了美国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在朝鲜的冰雪中、在越南的丛林里、在加勒比的海滩上所经历的种种痛楚，忘记了种种强加于人的霸权行径，忘记了在“亲美国”的幕后和台前所发生的种种严重的争吵和分歧。

  　最后，加迪斯的第五个假设提出的关键问题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备受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关注，加迪斯实际上是总结了美国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即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首要因素。他强调，冷战结束的方式同其起源的方式直接相关，它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自由的理想证明比集权的实践更为持久，因此冷战就结束了”。[13]这不仅是美国学术界总结冷战史所取得的一个“重要共识”，也是西方冷战后的一股强烈的思潮，我们对此必须予以批驳。同样，“新冷战史”虽然批评美苏双方对军事力量的迷恋，但却为战后美国的扩军备战高唱颂歌。美国外交史学家认为，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关系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战争艺术那样：简单而困难，“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立场是反对莫斯科在其边境外所干的一切，这一立场已受到核武器威慑力量的锤炼”。他们还强调指出，当苏联在二战后需要科技人才和其他资源进行国家重建时，它却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研制原子弹，就足以说明它对西方的威胁；因此，“美国可能经常过度或错误的使用武力，但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遏制苏联扩张、迫使华约解体以及使苏联承认必须进行根本改革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4]美国外交史学家在冷战后时期做出如此的总结，是在向决策者昭示着某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三

　　“新冷战史”所折射的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不独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现象，实质上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在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反映，显示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发展方向中的某些重要问题。  

　　首先，“新冷战史”反映了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实力地位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和大多数美国外交史学家认为，虽然美国也处于相对衰落时期，但毕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及经济发展趋向似乎比较符合美国所一贯倡导的理想与模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降低。如何谋求扩大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影响，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看，它同冷战初期一样，重新强调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标准，以此界定同类，剔除异己。在这方面，前一阶段流行广泛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幽灵在作祟。

  　其次，“新冷战史”凸现了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大致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的重要转变，尽管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对外政策基本上强调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无限制地抵制某个全球性竞争者的挑战，抵制回到多极结构，保持现有的一极霸主地位。[15] “新冷战史”似乎也要在这方面总结历史经验：   一方面认为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成功地建立了冷战时期西方的军事联盟，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加剧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冷战的持久性，并最终导致华约和苏联的解体。因此，坚持西方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上的所谓“优越性”，是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中的一把“双刃剑”，也是“新冷战史”要花大力气进行总结的历史经验。

　　第三，“新冷战史”为冷战后时代美国“再建辉煌的帝国”提供历史的借鉴。显而易见的是，冷战时期那种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在冷战后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美国人看来，俄国、中国的发展前景、美国同盟国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美国维持其霸主地位不可低估的变数，在这种国际关系结构中界定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较为困难。可以讲，“新冷战史”无疑在这方面为美国决策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它强调了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影响和作用，以努力扩展和巩固美国在世界各地现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另一方面还宣扬力量的多样化，特别注重意识形态、文化、国家间经贸关系等在“帝国”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美国对外扩张的手段和策略更为隐蔽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