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是冷战时期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支柱，台湾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方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非常突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就认为，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保持台湾“有一个与美国友好的政府”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1954年4月至7月，美国陆军部派以范佛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为首的调查团到远东考察。在10月4日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范佛里特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良好的训练，准备充足，战斗经验丰富，富于进攻精神，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巨大财富”。他强调，美国过去在考虑使用韩国、台湾的军事力量时，过于偏重其防御能力，过于忽视其在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共方面的进攻能力。为此范佛里特建议，为准备同中共进行“无限战争”，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韩国和台湾的军事潜力。[⑧] 1957年10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题为《美国对台湾和中华民国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23号文件（NSC5723）。该文件肯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岛屿防御链中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重申了国民党政府作为“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的活动中心”的地位，并高度评价了国民党军队对保卫国民党控制的领土和对美国东亚基本军事安全战略所做的贡献。这样，“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决定了五十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决策者相信，“正是重返中国大陆的希望维持了台湾的士气，即使这个希望很遥远”。在杜勒斯看来，“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共产党中国发生，如果这种垮台到来，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寻找的巨大机会”。因此，假如“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对自由亚洲的任何地区，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都将是灾难性的”。[⑨]

由于对东亚政策的战略目标的考虑以及对中国炮击行为的基本认识和判断，美国首先把中国的炮击行为置于美国冷战战略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虑，把炮击视为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所进行的挑战，是进攻台湾的前奏。美国因此对中国炮击的反应是强硬的。1955年1月杜勒斯在向参议院阐述他对中共“侵略”的看法时说：“我绝对相信，假如美国不对中共的掠夺做出明确、强硬和坚定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就一定会得寸进尺，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到那时，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或发动一场对中共的全面战争……或完全放弃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⑩] 杜勒斯在1959年1月16日同米高扬会谈时仍然强调，远东地区存在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意在使用武力将美国赶出台湾和西太平洋地区。这种政策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不会被武力从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体系中赶走。中国同越南、朝鲜和德国一样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以武力寻求重新统一几乎注定要导致全面战争。[11]

美国在危机期间及其以后所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强硬的和不妥协的。它拒绝承认中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在军事上协防沿海岛屿。1959年1月1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Gordon Gray)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Herter)，试图改变美国在两次危机中所体现的僵硬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建议，考虑到中共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存在的现实，要求准备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赫脱在1月30日给格雷的备忘录中否定了上述建议，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同整个远东局势割裂开来去单独制订对中共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和不明智的。赫脱认为，面对中共力量的增长和扩大，美国基本上有两条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行动路线：一方面，“我们寻求在东亚地区保持强大的防御态势，作为遏制北平扩张的手段”；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路线是，在中共的周边地带增加“自由亚洲国家”的力量和稳定，“中共力量对自由亚洲国家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是决定和实施美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中心内容”。为此赫脱强调，鉴于这种考虑，制订新的对中共的政策，几乎必须同时考虑制订新的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政策；一旦新的全面的远东政策出台后，才能考虑对中共的政策这个“特殊的问题”。[12] 1960年12月6日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估计指出：“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条是在远东地区建立中国的霸权，这一政权将会继续强烈地反美，它会随时随地损害美国的利益，不遗余力地在亚非拉地区制造麻烦和混乱。”[13] 由于两次台海危机而更加定型的对华政策，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在面对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国际态势时才有所松动、调整以致改变。

美国的危机决策过程还显示，信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米诺理论”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以及威慑战略在危机中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美国之所以坚持协防沿海岛屿，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炮击金门所凸现的问题不是沿海岛屿，而是台湾和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问题。因此这些岛屿不仅对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在于一旦失去这些岛屿，国民党的士气将严重受挫，导致更为重要的其它地区的丧失，随之产生的“多米诺反应”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杜勒斯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始终坚信，如果金门由于进攻或放弃而丢失，这将对台湾岛上反共亲美政府的威望和军事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颠覆以及（或者）兵变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会产生一个最终会赞同与中共统一的政府出现，并消除美国在台湾岛上的地位。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那将严重恶化由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半岛据点所组成的反共屏障，这个反共屏障由日本、韩国、“中华民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组成。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将可能会全面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中，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甚至还有冲绳，都是防守不住的，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将可能落入中苏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些事态并不会马上全部发生，但可能会在几年内发生。这在远东产生的后果，远比美国允许中共在苏联的援助和煽动下夺取中国大陆的后果更为深远和更具灾难性。这些不利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并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美国决策者无疑坚信，如果美国放弃沿海岛屿，将会动摇东南亚国家对美国信任，“整个亚洲国家在心理上的倾向将有利于共产党，北平的声誉将达到新的高度。”[14]

因此，沿海岛屿就成为美国信誉的象征，美国甚至准备冒同中国乃至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去协防这些岛屿。这种决策判断在美国的威慑战略中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干涉黎巴嫩的决策中，美国决策者就对假如不积极应对而可能出现的多米诺式的连锁反应表现出深深的担忧。杜勒斯在1958年6月15日的白宫会议上指出：“如果夏蒙请求我们干涉，我们不做出反应，这将意味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每一个亲西方政权的终结。这种局面使我们无法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在6月22日的白宫会议上杜勒斯再次强调，如果夏蒙请求而美国不采取行动，那将严重削弱外围国家的信念，“我们的失败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而且包括北非、苏丹和利比亚……以及整个苏联的外围地区……我们不作出反应将使得从中东到远东整个苏联外围亲西方国家丧失对我们的信任。”伊拉克政变后，杜勒斯在7月14日的白宫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美国不采取行动将导致美国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中丢掉影响，“不久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强大的苏联，处于更为虚弱的不利地位。”[15] 同一时期以及稍后的柏林危机同样说明美国的危机决策中所突出的上述问题。就亚洲的冷战而言，这种基于冷战战略的决策理念在两次台海危机中都得以充分的展现，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