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两次危机中的决策反映出军事手段在解决冲突和危机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双重性。美国决策者毫无疑问地认为，美国在军事上的快速反应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危机的解决。1958年12月下旬，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司令史慕德(Roland Smoot)在总结第二次台海危机时指出：对台湾紧张局势的遏止，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在部署军事力量方面的快速反应；美国的反应极有可能阻遏中共进攻一个或更多的沿海岛屿，并使国民党相信美国采取行动的坚定立场和能力。[21] 国务院1959年2月下旬完成的一份文件断定，中共尊崇的是强硬立场。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目的之一就是试探美国的意图，如果它们摸到的是软弱而不是力量，那就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进攻，其后果对各方面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因此，“抵御共产党此类侵略不仅需要美国保持强大的常规力量，同样也许要保持强大的核力量。”1959年3月的一份题为《中共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意图和可能的行动路线》国家情报特别估计，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结论和判断：中共突然终止危机“主要是由于它们相信，如果加大军事压力使之可以成功地封锁金门，那将会带来同美国的敌对状态”，这是不可接受的风险。[22]
但另一方面，危机也暴露出核武器的作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局限性，核武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决定削减驻扎海外的美军；同时，为了解决由于常规力量的削减而可能出现的军力下降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下令以每天一件的速度生产核武器。他雄心勃勃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对新武器的依赖将完全证明削减常规力量是正确的。”以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新面貌”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无疑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解决危机和冲突时更寄希望于核武器。但两次台海危机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并成为危机后美国决策层反思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太平洋舰队总部在1958年底呈送太平洋部队司令费尔特(Harry Felt)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明显怀疑核武器在危机中的作用。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台海危机表明太平洋舰队能够采取“快速紧急应急行动”虽然不是没有困难和不费力气，但“由于过分依赖使用核武器，紧急行动的计划是有欠缺的”。为此报告建议，“应该检查使用常规武器系统的能力和计划，为在除核战争以外的各种情况下采取行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23] 国务院1959年2月初的一份文件也明确指出，当外交谈判、政治压力和世界舆论都一起反对侵略者的时候，常规武器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可以阻遏进攻，或起码可以阻遏继续炮战。此次危机显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就是防止敌对行动扩大为一场核战争。假如美国在此次危机中仅仅依靠核武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要么共产党夺取金门，要么进行一场核战争的残酷选择”。文件虽然同意，尽管这场核战争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政治上是一场灾难，并会带来大规模的伤亡。依靠常规力量所采取的逐步升级的威慑方法，起码暂时阻遏了中共的炮击；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危险地接近了使用核武器的边缘”。[24]
更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是，在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依然要求可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协防沿海岛屿，并建议军方做出相应的准备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反对这一建议，他认为只要有美国的支持，不使用核武器也能有效地防御这些岛屿；他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准备提议为协防沿海岛屿的目的而使用核武器。[25]
因此，美国决策者在危机中有关使用核武器的设想和计划，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过分依赖核武器屡次导致美国在面对危机和冲突时面临着决策选择的有限性以及引发核战争的前景，这种情况促使美国决策者重新审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并在肯尼迪的总统任内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台海危机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
通过系统研究两次台海危机，至少可以从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两个层面来考量中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在危机中的决策，它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变化及其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的若干政策方针。
两次炮击金门的目的是大为不同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从“温和路线”逐步转向“激进路线”的过程。第一次炮击的目的是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而其中军事目的是明确而重要的，体现了1949年以来中国力图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当炮击的实施无可避免地带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最后签订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和敌视的时候，中共中央主要的决策者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注和重视英国、印度和周边其他国家对缓和危机所展开的外交努力，并积极向美国传递相关的信息，其结果便是万隆会议的作用和中美日内瓦会谈的开始。而第二次炮击毫无疑问缺乏明确的军事目的，政治目的显然是首要的，是中国外交开始推行“激进路线”的一次突出的体现和实践。中国在危机进程中强烈抨击英国的政策，反对印度、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调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变化。1959年2月，中央外事小组的一份文件对第二次炮击金门的政治意义做了如下总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来看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美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26] 这样，通过炮击所展示的中国外交的变化，同这一时期苏联所提倡和实践的“三和路线”特别是同西方进行缓和的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虽然认为，1958年炮击金门是在美国在中东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增加美国人的困难方面，这个步骤是有用的。但他在1959年底也承认：“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27] 因此，炮击金门所表现的中苏在意识形态以致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成为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起因。
中国外交的这种“激进路线”还形成并完善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一些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包括：其一，反对苏联的“三和路线”，坚持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斗争，支持世界革命。对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母）鸡！[28]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谈炮击金门时也说：“去年炮打金门是我们先打的，不要赖在美国人身上。我们就是要欺负一下美国人，因为它们在中东混不下去了。伊拉克发生革命，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神魂不定，决定派兵去黎巴嫩。但是全世界人民群起反对。联合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