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同第一个方针政策相适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不怕战争，实行同对手进行“战争边缘政策”的战略，并相信国际紧张局势所产生的是有利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这次炮击金门，说明我们有权利攻击沿海岛屿，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同时也教育了全国人民，锻炼了军队。”毛泽东后来指出：在金门事件过程中，可以看见双方都在搞边缘政策。“美国人在搞边缘政策，调动那么多军舰，而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这么打。……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两方面都处在战争的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30]
至于炮击所产生的紧张局势，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紧张给我们带来好处，如干劲更大，工作更好，速度更快。有一个金门、马祖在那里，我们的海军、空军、陆军、炮兵都得到训练的机会。我们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也更有利于动员全国力量搞建设，增强国际力量，增加兵工生产，提高技术和加快掌握尖端科学。”同时，有个帝国主义摆在那里，有个美帝国主义摆在那里，“就时常会使我们闻鸡起舞，卧薪尝胆，加快我们的建设，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32] 同时毛泽东更加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可以是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33]
其三，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炮击金门再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以及“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和判断的正确性。周恩来指出：“我们炮击金门，帝国主义也可以打，可是它就不敢打。对于帝国主义，我们要认真组织战役，以武松打虎的精神，一个一个地把它打垮。我们炮击金门，就是认真组织战斗，就是打活老虎。我们打，证明它在战略上怕我们，它是防御的。它想从金门撤退，我们现在抓住它，不让它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战略上轻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而还明确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是采取恐吓政策，它所说的实力地位、战争边缘政策是虚张声势的、吓人的，中国人民不怕吓。但我们也要做好打的准备。我们要更快地建设国家，增强国防力量。如果再有五年、十年，国防力量加强，那时情况就要变化。国际上一系列斗争的结果都证明，帝国主义表面是强大的，有现代化武器，有原子弹、氢弹，有很大兵力，但真正到了要摊牌时，又缩了回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政策，不主动向帝国主义进攻。但如果打起来，我们敢于抵抗，能把帝国主义打垮。”[34] 毛泽东甚至说：“我看，还是横下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35] 这种“准备打仗”的方针政策长期影响和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
两次炮击金门最为重要的后果就是中共中央对台湾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主要依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美国政策的判断和结论。从1949年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以来，先行占领沿海岛屿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因此第一次炮击金门和随之展开的占领浙江沿海岛屿的战役，则是为顺利占领福建沿海岛屿和最终攻占台湾创造条件。第二次台海危机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得出美国的政策实质和目的是制造“两个中国”的重要结论，并由此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方向，防止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强调“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认为，“金门打炮，把美国调动起来，扩大美蒋矛盾。美如果迫使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走，我就再打炮，也许单双日的规定要改变，如发现蒋从金门撤兵，我就打，不让他撤。美国这个办法不会成功。蒋帮对撤退金门、马祖不愿意。停火问题，我们根本不谈，美国无办法。”中共中央通过第二次台海危机还明确意识到，美国是脱身政策，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马祖撤走，“拿台湾海峡把我们隔开，隔海而治。蒋介石第一步想把美国脱下水，要美国出兵帮助防卫金门，或参加金门战斗来进攻大陆。第二步是赖着不走。美国怕接触、怕引起战争。我们不让它脱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沿海岛屿的紧张不一定引起战争。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不会为此和美国开战。我们在金门的策略是防止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很主动，我们不急于解放台湾，甚至金门都不急于解放。要解放的话，就一下子都解放。”[36] 这个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视为炮击金门的“第二个成功”，就是用金门把台湾拴住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因为如果不打金门，杜勒斯就会压蒋介石把金门送还给中国，然后再把台湾、澎湖夺走。“我们这样一炮击金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就连在一起了。蒋介石也就好说话了。”因此，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共对“两个中国”的强烈反对，无疑在其停火决定中起到了作用；因为中共认识到自己的“侵略行为”而产生的紧张局势损害了中共的国际声望，并将导致国际上的调停，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调停。同时，任何国际调停机构都可能建议“中华民国”保有台湾，或举行可能导致台湾脱离北平控制的公民投票，而这些都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妥协方案。[37]
通过两次炮击金门，中共中央领导人无疑意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台湾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谈判的途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个质的转变，也是两次台海危机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之一。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话时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可以考虑借鉴苏联的经验；苏联在22年中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军事行动，但它们最后还是回到了苏联的版图之内。[38] 中共中央领导人显然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39]
在这种变化了的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台湾问题不可能孤立地解决，肯定是要跟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国际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美的问题是国际问题，中美要和平谈判，不要武装斗争。“但是美军就在台湾海峡，你要武装解放台湾，当然要碰到他。如果他的军队不退，那我们就没有法子用武装去解放。美国是要拿金门、马祖来换台湾、澎湖，我们是要台、澎、金、马合在一起，要解决都解决，要不解决都不解决。我们在军事上不能孤独地去设想台湾，应该整个地作一个战略的布置，设想如果战争起来，我们怎么办？如果不起来搁在那个地方，放它十年二十年，有什么关系呀？所以军事上要想更大的问题，想远一点，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我们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的争端。我们在国际活动中，一切都是为的争取能够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有利于我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是我们努力的方向。”[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