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英国只有支持美国。[52] 有关危机在英美对华政策协调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英国驻美使馆参赞德尔梅尔(de la Mare)对美国官员公开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英国和美国之间目前已没有重大的差别了”。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专员罗伯特·斯科特爵士甚至坚决英国反对承认中国，并公开声称当中共坐在联合国里的时候，“那一天对世界和联合国来说都是悲惨的一天。”[53] 不难看出，美英在危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判断和处理沿海岛屿的地位，并不是对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认识的根本分歧。

危机对中苏关系造成的后果较之英美关系却截然不同，苏联在危机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决策困境。在苏联决策者看来，中国的炮击和美国的强硬反应，极有可能使苏联卷入一场同美国的全面战争。苏联对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反应就相当消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第二次炮击金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从而使之成为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与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第二次台海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和样品。因此第二次台海危机清楚地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亚洲的冷战更加缺乏有效的缓和途径，敌对双方所进行的谈判难以产生相应的良性互动。通过对第一次危机结束后开始的日内瓦会谈的系统研究以及中美两国对会谈的政策看，日内瓦会谈虽然是双方努力的结果，但对缓和危机的态度与缓和的目的，中美双方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共中央出于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的考虑，在炮击金门的目的部分实现后，便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希望促成中美之间的直接谈判，其目的不仅能在近期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还希望为最终解决台湾为题寻求途径。而美国对待谈判的态度是消极的，并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以及继续不承认中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日内瓦中美谈判不能取得实质进展的根本原因。

华沙会谈再次突出了谈判并不能有效缓和危机的上述特性。从中国对待谈判的政策和具体操作看，中共中央决策层毫无疑问非常重视华沙会谈，其原因在于希望通过谈判了解和掌握美国的战略意图，以确定相应决策，其目的并不在于缓和危机。因此，在危机的前期，中国在谈判中所强调的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地区撤军，并希望通过谈判迫使美国压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而在危机的后期，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判断美国政策的实质是制造“两个中国”，因而中国则以强烈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为谈判的主要内容。就美国方面而言，杜勒斯在整个危机期间从来就不对会谈的结果抱有任何希望，也反对通过其他渠道特别是第三方来缓和危机。同时，由于华沙会谈是在危机中进行的，任何一方的让步都会对中美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形象和威望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期望通过谈判实现局势的缓和，无疑需要一方或另一方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华沙会谈对中美危机决策的影响各不相同。中共中央决策层由此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可以较为从容地应对盟国和国内舆论的不利反应，摆脱政府在决策中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