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冷战特性的判断所决定的。尼赫鲁希望在美苏冷战中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并寻求在国际政治中组成以印度德为首的“第三支力量”，以此争取西方国家和苏东阵营对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持。因此，冷战时期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服务于印度外交的两个战略目的：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印度的国家安全。如果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有悖于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印度的外交政策就会有所选择。印度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诸如经济发展问题、饥荒的影响、印度共产党对印度政局的威胁等等，对印度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冷战的发展，特别是美苏对立的加剧要求印度在必要时有所倾向。从冷战初期印度外交政策看，虽然考虑到中国对印度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但发展良好的中印关系成为一个时期内尼赫鲁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随着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加剧，中印关系最后完全走向敌对，这一结果极大地影响了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态势。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包括尼赫鲁对大国关系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以及不结盟运动对印度国家安全的意义等，都决定了冷战时期印度“不结盟”外交的实质。冷战时期的印度外交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和苏联同中国的敌对关系，尽管尼赫鲁公开宣称“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但毫无疑问印度较为成功地同时发展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在获得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印度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当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之后，印度外交开始公开明确地倒向苏联。1971年的印巴战争不仅表明印度冷战时期外交的实质和一个外交政策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显示大国外交在冷战的非核心地区之影响力的程度。
“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
冷战、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和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实质
有关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的实质及其评价，一般研究认为，由于尼赫鲁对西方的深深的怀疑，同时也由于美国和苏联对亚洲民族主义反应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尼赫鲁而言，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①] 从战后的一段时间看，尼赫鲁确实希望推行这种政策。1947年1月，尼赫鲁在给他的外交事务的主要助手K.P.S.梅农（K.P.S.Menon）的指示中强调了印度外交的基本原则。尼赫鲁说：“我们的基本政策就是要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当今世界上两大领导集团是俄国集团和美国集团，我们必须同两者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美苏两国除了彼此极端猜疑外，还怀疑其他国家，这就给我们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它们会怀疑我们倾向其中一方，这对印度毫无益处。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这一政策决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相反它明确反对印度共产党。然而在印度，不仅存在一股极其强大并日益增强的赞成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某种模糊的情感，同时还有对美国的深厚友谊，并期待美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帮助印度。苏联作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注定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与俄国敌对，当然我们也不能同美国敌对。”1947年12月4日，尼赫鲁在向印度人民院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明确了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不结盟”的基本原则。尼赫鲁声称：“我们在过去几年内一直表明，我们将不使自己参与任何特定的集团。这同中立、消极或其他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通过不参加一个集团或其他的集团，我们一直寻求避免陷于国际上的纷争。”而按照印度官方的解释，“不结盟不是中立，因为中立只能在战争的状态中存在。当保卫至关重要的原则或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时，不结盟政策并不排除诉诸武力。”不结盟政策的基础在于，“每个国家可以自由地和独立地判断每个问题的是非曲直，而不是以同其他国家的结盟而形成的先入之见的态度来决定”。[②]
从实践上看，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主要服务于战后印度的两个战略目标：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尼赫鲁在1946年3月对此做了较为明确的表述，他指出：世界的中心舞台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东西方之间不同思想和力量的汇合点。同时尼赫鲁还强调，“有些国家可能会垂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遭侵略的最好保证。”[③]
然而，印度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冷战的发展，对印度外交的取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战后初期印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和经济困难，迫使印度不得不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但重要的是印度在请求美国援助时所提出的理由。1947年2月26日，印度驻美国大使阿萨夫·阿里（Asaf Ali）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要求美国向印度提供经济和粮食援助。阿里明确表示，“如果印度强大起来，就会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堡垒，以反对那个已经把其阴影笼罩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北方邻国……由于印度左右两翼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印度可以成为这些弱国的强有力的中心。”[④]
为了进一步加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质的认识，尽管尼赫鲁在第一次访美时曾公开声称“最密切的关系就是那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但尼赫鲁在1948年3月18日就印度外交政策发表的演说中特别强调：由于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到时候我们也许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对此我毫不讳言。只要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个相比不那么罪恶昭彰。”在此之前，尼赫鲁指示外交部致函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Henry Grady)，其中强调：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对印度而言，加入苏联一方是不可想象的。3月20日，印度驻苏联大使潘迪特夫人(Vijay Laxmi Pandit)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强调了尼赫鲁政府对苏联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极端不满。潘迪特夫人表示，“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潘迪特夫人还强调，如果美国能够援助印度解决国内困难，印度将会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1948年4月，印度外交秘书长巴杰帕伊(Girja Shankar Bajpai)访问美国时对美国官员反复表示了印度对苏联的不满，并呼吁美国支持印度。巴杰帕伊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特别解释了印度之所以不能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说，美国把印度看作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是错误的，一旦爆发战争，“印度只能同那些信奉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国家并肩作战”，而且美国是能够援助印度的唯一国家。巴杰帕伊还向格拉迪大使明确表示：印度的中立更倾向美国。[⑤]
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尼赫鲁在1948年极力主张同美国签署商业和航空条约。为推动谈判进程，尼赫鲁在1948年8月明确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因此有能力给予印度极大的帮助，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去获得这种帮助以及消除我们之间存在摩擦的根源。”他还在1949年1月对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高级助手、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纳·梅农(Krishna.Menon)说：“我们为什么不多少与美国结盟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呢？”[⑥] 尼赫鲁无疑认为，“命运和形势已将巨大的责任赋予美国，同样，命运和形势也已将印度置于亚洲的一个特殊的地位。”[⑦] 为了进一步发展印美关系，尼赫鲁决定1949年10月访问美国，并对美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尼赫鲁在1949年4月任命他的妹妹、驻苏前大使潘迪特夫人为驻美大使，同时还放松了美英等国对印度的投资限制。4月2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公开表明印度将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指出：“当我说我们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的时候，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亲疏完全一致。目前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事实上同西方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就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亲密得多，它部分源于历史原因，部分出于其他因素，这种亲密关系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将会全力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