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认为“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另外，苏联在西藏问题以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加剧了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对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起到了相当的鼓舞作用。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总体上反映了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苏中关系和苏印关系的影响。而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反应，则突出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斯大林逝世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苏联称赞印度是“大国”、“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等。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109] 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
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的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而在苏联看来，中共中央的立场不仅反映出中共中央不愿正确评价自己对印度政策的错误，同样也不愿正确评价苏共中央为处理中印冲突所采取的措施。[110]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并对两党和两国关系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从1959年年底开始，中印边界问题就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同一时期，在苏联政策的影响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也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认为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和塔斯社的声明是“正确的、英明的和及时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反应，使中共中央更加坚信，必须坚决反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体现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领土和边界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10月26日，尼赫鲁致函肯尼迪声称：“在此危急关头，我自信将得到您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印度拒绝中国方面的停火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1月18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尼赫鲁在没有同内阁商量的情况下，在11月20日连续给肯尼迪发出两封急信，呼吁美国同印度结成同盟，干预中印边界冲突，并希望美国直接参加战斗。[111]
另一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美国和英国立即做出反应支持印度。美国不仅向印度提供了紧急军援，而且还提供有关中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与此同时，12架C-130大型运输机赶赴印度，帮助把克什米尔前线的印度士兵运往东部。为进一步表明对印度的支持，肯尼迪指示加尔布雷斯大使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约定俗成的国际边界线。11月14日，印度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军事援助印度的协议。英国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也是强硬和明确的。1962年10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一向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并且当然继续这样做”。英国还向印度提供了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军火物资。
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决策。边界冲突爆发后几小时，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印使馆致函尼赫鲁，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感到遗憾，并呼吁两国在停火后进行谈判。在中国提出停火建议后，苏联希望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进行谈判，《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尼赫鲁一开始非常不满苏联的政策，特别是对《真理报》的社论。为此印度在边界冲突期间反复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力图使苏联支持印度。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N.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再次明确表示了苏联的中立立场。在11月24日同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时，考尔发现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表示，在上次会谈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必须进行“战备”。赫鲁晓夫保证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112]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中国方面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并进行了相应的外交努力。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
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因素，除了美国、英国等国的强硬反应外，中苏关系、古巴导弹危机、亚非国家的态度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分裂等，都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刘晓大使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赫鲁晓夫还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苏联毫无疑问希望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苏联当时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予大力的支持，并通过相关的外交渠道向中国做工作。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外交官多次向中国官员强调：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合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严重的敌对和潜在的战争的时候。苏联上述的政策指导下，1962年10月25日《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社论，谴责导致中印边界冲突的麦克马洪线是声名狼藉的和无效的，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经成为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还批评印度共产党滑向了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就古巴导弹危机发表声明，其中表明“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中国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热爱国家和平的国家一道。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战争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对古巴问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支持，但对赫鲁晓夫的要求未作反应。因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种支持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