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初期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尼赫鲁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希望独立后的印度同苏联发展关系，他在1946年称苏联是“我们在亚洲的邻邦”，应该“从事共同的事业，彼此进行更多的合作”。[⑨] 但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因此以意识形态来指导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⑩] 《真理报》1949年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11] 冷战初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具体实践，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基本定向。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也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12]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尼赫鲁推行上述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他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尼赫鲁曾明确指出：他厌恶共产主义，“尽管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它的死板，特别是由于它忽视人性的某些基本的要求，它还是要遭到失败的。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谈得很多，他们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本身的呆板框架内部的矛盾正在日益增长。它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引起强烈的反弹。共产党人鄙弃那些可以称之为生活的道德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不仅忽视人的基本东西，而且破坏人的行为准则，贬低人的价值。共产主义和暴力的不幸联系助长了人的某种有害倾向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在尼赫鲁的默许下，印度各省宣布印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封闭其出版物，逮捕其领袖和大批党员。在匈牙利事件中，尼赫鲁谴责了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认为匈牙利人民的尊严和自由遭到了践踏；同时由于使用武力来镇压人民和实现政治目的，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也遭到了破坏。[13] 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更是公开宣称：“布达佩斯的起义敲响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丧钟。”[14]

更为重要的是，在尼赫鲁的外交思想中，他把反对殖民主义同“抵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联系起来。尼赫鲁对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是对付共产主义的良策，“如果印度不能在消除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残余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苏联就会这样做，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15] 1948年尼赫鲁同马歇尔在巴黎会晤时，反复强调印度可以成为亚洲稳定的重要力量。尼赫鲁指出：“印度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亚洲工作，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事态的灾难性发展后更是如此。”尼赫鲁强调印度同缅甸、锡兰和印尼的密切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强大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坚决反对殖民主义，苏联的影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48年12月17日，印度驻美大使拉玛·劳(Lama Rau)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和商品时向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印度“已经严重关切共产主义的扩张问题”，印度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阻止这种扩张的趋势。巴杰帕伊在12月22日会见美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Wesley Henderson)时强调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政府的崩溃”使得印度成为亚洲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度应在国际事务中占有“合理的地位”，他还重申印度希望在亚洲同美国合作。[16]

同时，不结盟政策对尼赫鲁来说，也具有实质不同的含义。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1954年底到1955年初访问印度同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声明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强调这一政策不是“中立”或“中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政策，它寻求集体和平，只有它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而对于不结盟的基本含义，尼赫鲁则认为是不参加大国集团，如果赋予积极的意义，则是旨在反对为了战争目的的同盟。[17] 在印度独立后，经过长期的考虑以及同英国的谈判，1949年4月印度最终决定留在英联邦。对此尼赫鲁表示：“如果我们完全同联邦脱离关系，那么，我们一时就要完全孤立了。我们不可能长期完全孤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为环境所迫而倾向于某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那种向某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倾倒就必须以互惠为基础……换言之，这就可能要求我们承担比目前更多的义务。”[18] 对美国和西方而言，鉴于印度此前长期的反英立场、中立主义和反殖政策，印度留在英联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尼赫鲁公开倒向西方集团一边。《纽约时报》称赞印度的决定是“历史性的一步……它不仅促使英联邦前进，而且限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开辟了比大西洋更广阔的防务前景。”而苏联则将印度加入英联邦视为尼赫鲁投靠西方的又一证据，认为尼赫鲁“已经与英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做交易来打击印度人民”。[19]

美国决策者一开始就从冷战战略出发考虑南亚地区的问题。对美国的战略而言，“遏制共产主义对亚洲的扩张”是美国发展同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之一。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在1947年10月强调：“对美国政府而言，尽可能在各个方面支持尼赫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垮台了，印度就极有可能分裂。我确信，我们不希望印度成为另外一个希腊。在我看来，俄国宁愿控制印度，也不愿意去控制好几个希腊。”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当时也表示，美国“已充分认识到在保持印度完整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我们的观点倾向于，继续保持印度的完整，最符合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20] 1947年12月26日，国务院召开专门探讨美国对南亚地区政策的会议，在如何对待印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美国驻缅甸大使赫德尔(Jerome Huddle)和驻巴基斯坦大使阿林(Paul Alling)对印度在冷战中的外交政策持怀疑态度。赫德尔认为，在印度领导下的区域集团将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更为困难，印度还有可能形成一个“对付我们的大国集团”。阿林则相信，同那些以宗教为理由反对共产主义的南亚国家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相比，印度更乐于同苏联进行合作。格拉迪的观点虽没有这样极端，但他也坚信，南亚是一个极易受到“意识形态渗透”的地区，美国必须意识到印度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印度“必须站在民主阵营的一边”。格拉迪首先希望通过经济援助增加美国在印度的影响，认为这是“使印度站在我们这一边并处于我们影响之下的最有效的途径”。美国国防部1949年3月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在抵抗苏联对南亚地区影响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议美英两国制定协调一致的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同时期的报告中强调，共产主义对南亚地区的最大威胁不是外部的进攻，而在于内部的颠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还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着政治上分裂的可能性，这将产生更大的危险，因此，美国的政策应重点放在提升印巴两国内部安全之上。[21] 但杜鲁门政府当时倾向于英国暂时负责南亚地区的安全。

中国大陆的革命对美国南亚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的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不断取得胜利，印度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性更为突出。1949年底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明确指出，“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大陆可能会没有立足点”；一个中立的印度将成为“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美国应探讨使英联邦所有成员国在同美国的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保证南亚地区的安全。[22] 1949年12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题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第48/2(NSC48/2)号文件，文件强调，“既然南亚的非共产党国家已经形成了在亚洲阻挡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美国就应利用一切机会加强这一地区目前亲西方的倾向，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的政府尽量满足其人民的最低需求，保证其国内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1年5月17日制定的题为《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方针》的第48/5号文件号文件指出，“支持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共产主义进行抵制的愿望，支持其发展抵抗共产主义的能力，这将有利于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在这一政策中，美国决策者清楚地意识到尼赫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