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的一句话可以明确表明冷战初期美国对印度政策的实质。杜勒斯指出：“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自治国家。它同共产党中国约有2000英里的共同疆界。现在这两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是自由方法还是警察国家方法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步。这种竞争直接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八亿人民，它的结果最后也会影响整个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适当地继续给予印度某种技术援助和物资，使它能完成它的五年计划，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24] 1957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大规模援助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01号文件。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这一文件时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目标是向非共产党的政府提供援助，以避免它们陷入苏联的统治之中。假如我们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那样做。”[25] 肯尼迪政府更加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肯尼迪在1958年发表文章就指出：在所有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印度已成功选择了在民主制度下发展的道路，“如果印度崩溃了，整个亚洲都会失去”。肯尼迪还强调，假如印度内部发生分裂或与中国一起加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自由世界将不再是自由世界了。”[26]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他在1961年3月22日就对外援助问题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特别指出：“我们在60年代对外援助计划的根本任务不是消极地同共产主义斗争，其任务就是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展示，表明20世纪如同19世纪一样，南半球同北半球一样，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可以携手共进。”咨文要求在1962年财政年度拨款47.5亿美元，并要求在5年内拨款88亿美元。[27] 肯尼迪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制定在第三世界同苏联的经济攻势作斗争的长期规划。肯尼迪在1963年进一步强调说，“今天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他还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不能允许那些自称奉行中立主义的国家投入共产主义集团”。因此，“我们不能看到四五个国家突然投向共产主义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提供相当的援助……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对外援助的问题，把援助视为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我们利益的基础”。而在所有的中立国家中，“肯尼迪最感兴趣的就是印度，他认为印度是亚洲的关键地区”。[28] 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相信，“印度和中国的斗争，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争夺东方的领导权、争取全亚洲的尊敬以及寻找机会证明谁的生活方式更美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整个亚洲的前途，影响共产党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必然影响我国的安全和地位。”肯尼迪强调：“我们希望印度在这场与共产党中国的竞赛中获胜，我们希望印度成为自由繁荣的亚洲的一个自由繁荣的领袖。”[29] 肯尼迪表示，他看不出“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30]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和肯尼迪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印度也以此寻求美国更大的经济援助，并取得显著的效果。尼赫鲁更加倾向于西方和美国“中立”外交为印度在冷战时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对遏制战略与亚洲冷战的反应：尼赫鲁时期印度和美国关系的演进
由于尼赫鲁在冷战初期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希望在美苏之外形成国际政治中的第三支力量，对遏制战略和亚洲的冷战的反应与美国决策者的期望相差甚远，印度由此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同美国产生了重要的矛盾和分歧。
尼赫鲁时期印度同美国在冷战中的第一个重大分歧是有关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同美国驻印度使馆官员会谈，表明印度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态度。潘尼迦首先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喜欢共产主义，不想推动印度立即承认中国，但必须面对事实。潘尼迦解释说，印度与中国有上千英里的边界，这种境地比起同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要更为紧迫。对于美方有关“看不到在中国新政府做出其有意遵守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过于匆忙地承认对印度有何好处”的询问，潘尼迦回答说，他并未期望通过承认从中共政府那里获取友谊。但如果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些建交的国家便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可能对中共政府产生某种缓和性的影响，如果没有外交关系，则什么事都不能做。潘尼迦还解释说，承认后的印中关系将建立在“明智的冷漠”的基础上，类似于现在英国和俄国的关系。而1949年10月尼赫鲁在访问美国时同杜鲁门和艾奇逊的会谈，更充分暴露了印度和美国在遏制战略和其他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在10月12日同艾奇逊的会谈中，尼赫鲁不仅批评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而且认为法国支持的保大政权“毫无希望，注定要失败”。尼赫鲁强调，在印度、印尼和缅甸，共产党人破坏民族主义运动的企图都失败了。至于中国的事态发展，尼赫鲁表示，他对北京的新政权并不关心，但印度不久会承认这一政权。针对艾奇逊的反对意见，尼赫鲁说，承认是不可避免的，拖延承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关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说，克什米尔已不仅仅是领土争端了，而是最为清楚地表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尼赫鲁说，巴基斯坦人希望在南亚制造一个宗教国家，因此以这个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穆斯林为由而对克什米尔宣称主权。尼赫鲁强烈反对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31]
在10月13日和19日同杜鲁门的会谈时，尼赫鲁特别说明了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他说，中国的基本局势是，国民党错误地对待了一场在多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但在1911年以后加剧的农民革命，它的无所作为导致权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尼赫鲁强调，共产党在中国并非为人们所向往，共产主义与中国人的思想是不相符的，外国的统治将会受到深深的怨恨。因此事态的发展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会重新成为统治的力量，并将削弱对莫斯科的依附。至于承认问题，尼赫鲁强调了印度与中国的相邻使得印度处于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境地，因此印度倾向于尽早承认。尼赫鲁还特别指出，在毛泽东的支持者和周恩来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分裂”，前者完全执行莫斯科的路线，而后者则寻求扩大中国对外联系的途径，因此西方外交的目标应当是鼓励后者。尼赫鲁还预测，中国不久就会形成“比铁托主义更强大”的力量，西方国家应尽其所能鼓舞这种势头。从这点来看，不承认北京政权和继续支持国民党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当共产党人面临着西方的敌视时，它们就能够把自己未能实现的革命的许诺，归咎于“外国恶魔”。如果它们没有外部的敌人，“其自身的问题就会增多，内部分裂的趋向也会上升”。[32] 尼赫鲁在会谈中还解释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尼赫鲁说，共产主义对印度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似乎也需要急剧的变革，共产主义模式在俄国是行之有效的。说到印度共产党，尼赫鲁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印度共产党发展了许多党员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种局面在1947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印度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的指令发动了旨在破坏政府的暴力活动，由此疏远了人民。尼赫鲁认为，尽管中共的胜利可能会激发印度的左翼力量重新制造麻烦，但目前不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尼赫鲁建议美国对苏政策应采取“智力柔道”(mental jiujitsu)的方法，做出每一个姿态表明同苏联进行公开合作，并且不要公开承认不相信妥协的可能；同俄国军队产生的威胁相比，共产党宣传的威胁要大得多，因此美国应在意识形态领域下更大的功夫。[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