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美双方而言，尼赫鲁的这次访问极不成功。尼赫鲁认为杜鲁门是一个“庸才，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才被置于其能力远远不能胜任的位置上”，艾奇逊也是一个“十足的庸才”。美国国务院“捉摸不定、混乱、肤浅，太过倾向于即兴发挥，同时还自命不凡，傲慢自大”。而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是“不成熟的和功利的”，没有“文化上的动力”，仅仅希望“起居饮食更加舒适”。而负责制定美国对印度政策的那些人“从根本上说就是想取代大英帝国在19世纪在印度所处的地位”。因此，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都“充满了傲慢”。[34]
朝鲜战争是导致印度和美国产生尖锐分歧的另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尼赫鲁认为是一场内战，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防止冲突升级。针对美国提交联合国的议案，巴杰帕伊告诉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印度政府认为美国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很过激”，极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巴杰帕伊说，尼赫鲁担心美国的行动“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在亚洲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美国把抵制北朝鲜的侵略同援助台湾和印度支那的反共力量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有损于美国人的事业，因为包括印度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亚洲人都认为这些反共力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或者是反动的”。[35] 1950年6月29日，尼赫鲁同亨德森会谈时表示，虽然他基本上支持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所作出的反应，但他反对美国把印度支那问题和台湾问题同朝鲜局势搅在一起。尼赫鲁说，印度根本不同情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至于台湾，印度已经在6个月之前承认了北京，现在只是希望同新政府发展友好关系，把印度同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定连在一起将会严重损害印中关系。尼赫鲁还强调，同美国建立公开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削弱国大党在印度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数，而现在已有人开始攻击他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不能无视这样的批评。因此，在朝鲜问题上，印度能够给予联合国的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不是军队或金钱。[36]
印度还希望通过苏联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1950年7月13日，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拜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向他转交一封尼赫鲁致斯大林的信函。尼赫鲁在信中表示：“印度的目标在于使冲突区域化，并通过摆脱安理会目前的僵局，让中国人民政府的代表恢复自己在安理会的席位，使苏联能够返回安理会，在安理会范围内或在安理会外通过非正式接触，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帮助和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并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拉达克里希南在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谈话中重审了尼赫鲁的建议，并强调如果安理会讨论有关朝鲜的问题，最好是将解决这些问题委托给那些与朝鲜离得近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印度，这样做可能将带来好处。拉达克里希南还说，利用一切办法改善朝鲜的局势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就是这种办法之一，如果有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解决朝鲜问题的协定的话。[37] 尼赫鲁同时也向美国发出了呼吁。7月17日，尼赫鲁致函艾奇逊，建议美国和苏联一起采取行动解决朝鲜冲突。尼赫鲁在信中说，他深信“莫斯科正在寻找摆脱不丧失其声誉而从当前纠纷中脱身的途径，因此存在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正机会”。如果莫斯科和北平拒绝和平倡议，世界舆论将会让它们对产生的后果负责；事实上，共产党人可能不会拒绝这样的和平倡议。美国及其盟国对印度的这一举动非常反感。1950年7月28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Robert Menzies)在同艾奇逊会谈时提请注意尼赫鲁的和平倡议所造成的“危害之严重性”，艾奇逊显然同意孟席斯的判断，他指出，虽然还不能判定印度的倡议所产生的全部后果，但危害确实是严重的。[38]
印度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还试图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者，美国也试图通过印度向中国传递信息，让中国不要卷入朝鲜战争。1950年7月22日，国务院电告亨德森，让他告诉印度方面，委托印度向中国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尽一切努力说服北平相信，不介入朝鲜的事态或者不进攻福摩萨是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美军仁川登陆后，副国务卿韦伯(James Webb)指示亨德森，希望印度政府转告中国：朝鲜局势“对侵略者而言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中国置身度外是“至关重要的”。11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表明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立场：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中国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决策者并不信任印度传递的信息，更不信任潘尼迦本人在其中的作用。杜鲁门总统指责潘尼迦“经常按中共的游戏规则行事”，韦伯也说潘尼迦不可靠，不负责，他指示亨德森请求巴杰帕伊安排在新德里的美方和中方的外交人员进行直接的接触。[39]
印度方面同意安排这样的接触，但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中国参战后，尼赫鲁再一次呼吁美国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以便实现停火并在朝鲜半岛划定非军事区。尽管尼赫鲁希望访问华盛顿，同杜鲁门和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商讨这样的安排，但美国决策者婉言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40] 美国主要反对印度把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同朝鲜冲突的解决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将给世界舆论造成“美国同苏联做交易来贿赂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的印象。而尼赫鲁则坚持认为，承认中共完全不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印度承认中共是因为它已经控制了中国，而不是因为印度赞同共产主义或中共的政策；而且中共进入联合国，对保持联合国的声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中共不加入，联合国就不能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代表，而在朝鲜的战斗也不会终止。[41]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中，美国反对印度参与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安排的会谈，尼赫鲁为此曾抨击美国的大国行径。[42] 朝鲜战争结束后，鉴于印度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美国开始考虑重申对南亚的政策。在1953年12月2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建议美国应把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巴基斯坦，他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他愿意为之做任何事情的国家，它的人民要比印度人更为单纯，巴基斯坦人非常坦率，哪怕是它受到伤害的时候”。1954初，杜勒斯也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美国应向诸如巴基斯坦这样的关键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抵抗苏联在南亚地区的扩张。[43] 1954年2月25日，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5月2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巴基斯坦还是第一个签订巴格达条约的国家，按照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的说法，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为可靠的盟国”。[44] 为了打消尼赫鲁对美国政策的顾虑，2月21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巴基斯坦同意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进攻印度。我本人也将公开宣布，假如我们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援助被滥用的话，并在侵略中针对任何国家，我将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并在联合国内外采取适当的行动消弥此种侵略。”巴基斯坦也向美国保证，其所受军援只用于自卫。[45] 然而，美巴关系的这一发展成为印美关系的转折点。尼赫鲁在1953年初就告诫印度驻美大使：美国同巴基斯坦结盟对印美关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46] 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一个象印度那样拥有3.6亿人口的国家会害怕一个人口仅有7600万的国家的侵略，那简直是荒谬之至”。不过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美国同巴基斯坦的结盟，“尼赫鲁在亚洲以及在非洲某些地区所享有的领导地位将受到挑战。首先尼赫鲁并不想失去这种领导地位”。从冷战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导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逐渐走向亲苏的不结盟政策”。[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