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美国这一时期对南亚地区的政策本质是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并希望以支持印度的经济发展使之成为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依托，并以此打消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恐惧”。1954年2月19日出台的题为《美国对南亚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NSC5409)，标志着美国决策者重新审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印度的政策，也是上述战略思路的具体体现。文件首先承认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并突出了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在地理上是“连接南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广袤陆地通道”的中心，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的航运线。从物产上看，印度拥有对美国防务“最为有用”的矿藏。从人口上看，印度巨大的人口资源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援过英帝国，这样的人口资源即便是在核时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文件认为，印度最为显著的重要性还在于国际政治领域，“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相信，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既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结盟，也不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与此同时，尼赫鲁还渴望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尼赫鲁和印度人在那些还没有加入东西方阵营的国家中所产生的影响对美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报告承认，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常常会导致印美之间的冲突，但尼赫鲁继续当政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对印度民主的未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的民主反过来将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的影响。文件特别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截然不同的道路正在寻求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的答案，即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印度已经选择了民主的、基本上是西方类型的途径，而中国正在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证明印度没有能力实现比中国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西方世界将会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把发展中国家拱手送给共产党。因此，印度的发展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印度的经济发展失败了，经济上的麻烦将极有可能导致政治危机。这样，在发展问题上的斗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印度是在“民主的框架内继续发展”，还是“沦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美国应“重审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政策，以便通过援助和投资行动对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前途产生最大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印度为了发展以及为了增加在亚洲的影响，正在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竞争，因此美国已经在印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48]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的重要性就在于，美国决策者明确认识到亚洲的经济发展同美国安全之间的关系。杜勒斯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54年8月的时候表示：“我个人开始相信，如果我们不能用一些方法在提高生产水平方面超出共产党的那种大规模努力的好几倍，要阻止世界上许多地区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将是非常困难的。”杜勒斯承认共产党国家已经在生产增长上超过了美国，“这就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地区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那些地区，‘解放’、‘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口号几乎毫无吸引力”。艾森豪威尔也强调，苏联开始意识到“经济武器”的重要性。如果美国“不能组织起来保护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不能保护和推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的利益”，那么思考“共和制衰落”的时代就会开始。[49] 不过对于美国期望通过经济援助所达到的遏制战略的目标，尼赫鲁早在1950年12月就明确表示过，美国的粮食援助并不能影响印度独立的外交政策。[50]

虽然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在南亚地区实施遏制战略的重要阵地，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的冷战事件中的政策和反应却令美国决策者大失所望。对1954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立即就地停火，承认印度支那的独立，大国保证不干涉印度支那的事务。1954年4月，尼赫鲁和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同美国驻印度大使艾伦(George Allen)会谈时表示，他宁愿希望法国人继续控制印度支那，也不希望中国人控制这一地区。梅农也在会谈中告诉艾伦，印度的建议同美国所主张的东南亚集体安全的思路并不矛盾。梅农强调，印度不希望大国完全撤出这一地区，印度政府只是请求除法国之外的大国保证不在军事上进行干预。印度希望看到印度支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这样就可以成为抵抗中国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51] 但美国决策者认为印度的建议不仅对法国公众是危险的，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西方的立场。1954年5月梅农在同美国代表团的史密斯会谈时依然主张停火和撤军，当问及由谁来监督撤军时，梅农表示，印度和挪威可以担当此任；如果与会的五大国就此达成一致，他的政府可能考虑接受。然而，印度的建议不仅遭到美国的反对，同时还遭到印度支那国家的反对。柬埔寨的代表说，梅农对柬埔寨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不能信任印度的监督。老挝代表也反对印度的建议。南越政府的代表说，印度的提议对共产党有利，印度虽然想证明自己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并非中立。[52] 被视为是尼赫鲁外交事业“顶点”的万隆会议（梅农说过，“万隆精神就是尼赫鲁”），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却是一场“大败仗”，因为尼赫鲁的两个目标：获得对其中立哲学的支持以及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都没有实现，而尼赫鲁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建立第三支力量的计划也遭到了失败。因此，会议对印度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失败”。[53] 尼赫鲁虽然在万隆会议后告诉美国大使，他的政府对美国并无敌意。但美国决策者认为，万隆会议期间，巴基斯坦“在加强自由世界的立场方面起到了特别有益的作用”。[54]

美国决策者对印度外交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乃至厌恶。杜勒斯认为梅农是“一个极为娴熟和寡廉鲜耻的操纵者，喜欢在每一个派上都摸一摸”。在杜勒斯看来，梅农“强烈反美”，尽管他同美国人会谈时“都会颇为有效地掩盖这一点”。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梅农是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习惯于“把交流的渠道搞得一团糟”。艾森豪威尔则在自己的日记中把梅农说成是“一种威胁和粗野的人”，梅农的威胁就在于“他是一个歪曲别人言语和意思的高手，同时，他还为证明自己是操纵国际关系的高手的野心以及为证明自己是当代政治家的野心所控制”。1955年2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篇文章中称梅农是尼赫鲁的“主要的麻烦制造者”，虽然梅农认为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执行的却是“党的路线”。[55] 梅农对美国决策者也抱有同样的厌恶。他说艾森豪威尔“无足轻重”，杜勒斯尽管是个“极为诚实的人”，但“诚实却可以导致所有奇怪的后果”；在梅农看来，尽管杜勒斯也很直率，“但这种直率或许来自傲慢自大，或许还来自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事实上的美国总统”。[56] 在印度决策者眼中，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而杜勒斯则是好战分子。

印度和苏联在这一时期关系的发展也使得美国极为不满，对1955年尼赫鲁访问苏联，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尼赫鲁正在带领印度直接投入苏联阵营。随后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同印度签订武器协定，苏联同意以印度准备向英国购买飞机的价格的一半向印度出售战斗机。1955年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一份咨文，要求批准建立20亿美元的亚洲发展基金，以期影响印度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宣称：“其他自由国家需要美国，而我们也需要它们，如果大家都希望得到安全的话。”对此参议员杰纳(William Jenner)表示：“当印度在人类尊严和人类奴役之间进行无可规避的斗争中无可否认地保持中立时，我们为什么要给它5000万美元？”[57] 杜勒斯1956年3月同尼赫鲁的会谈时表达了美国对印度购买苏联军火的强烈不满。杜勒斯说：“您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飞机，也可以从我们这里买，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从俄国人那里买，而您也知道这样做将会使美国在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规模援助您的努力几乎成为不可能了。”通过这次会谈，杜勒斯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担忧，特别是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以及印度对美巴结盟和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的强烈不满。[58]

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不仅是对尼赫鲁“中立主义”政策的考验，更是对印美关系的考验。尼赫鲁认为，造成中东动荡不安的首要原因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59]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不久，尼赫鲁1956年8月8日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表示，因为运河本身就在埃及，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埃及拥有主权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