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进展的极不顺利，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决策的失误、恶劣的天气、价格上涨、外汇短缺。尼赫鲁告诉美国记者，他的政府需要大约5亿美元才能渡过危机。为此，美国给予印度大量贷款和赠款，1958年是9000万美元，1959年1.37亿美元，1960年达到1.94亿美元。[72] 印度政府计划在博卡洛建设年产400万钢材的钢铁厂。1961年初，印度试图寻求美国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希望美国在10年内提供15亿美元。1961年6月，世界银行决定向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55亿美元，在计划的头两年提供20亿美元。其中美国保证提供1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其它成员国西德、法国、英国和加拿大提供7.8亿美元，世界银行保证提供4亿美元。
美国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印度的战略考虑不仅希望通过印度“遏制共产主义对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同时还希望以此缓和紧张的印巴关系。1959年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时，试图以共同对付中国来说服尼赫鲁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尼赫鲁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明确表示，印度不需要巴基斯坦这样的帮助，他唯一需要的保证就是，当印度同中国打交道时，巴基斯坦不要从背后暗害他。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将采取强硬行动来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73]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政府内主张大力扶植印度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国务院官员强调，印度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一笔财富，如果处理得当，美国将同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适当的情况下甚至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盟国；这样，印度大约100万军队将会有助于减轻中共对东南亚的压力。[74]
在这种战略背景下，印度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在冷战时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从1951年至1967年印度的3个五年计划中，美国提供了印度全部外援的54.3%，在1961年至1966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印度60%的外援来自美国。为了通过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来实现美国的南亚战略，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赠款和贷款。从1947年印度独立开始至1959年，美国向印度提供5.18亿美元的赠款，贷款11亿美元；1960年至1969年，美国提供的赠款为12亿美元，贷款45亿美元。同时，美国还不断加大对印度投资的力度。在印度头两个五年计划的213亿美元的全部投资中，美国及其盟国投资52亿美元，美国本身投资33亿美元，而苏东集团的投资仅为9.438亿美元。在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全部218亿美元的投资中，美国及其盟国为50亿美元，其中美国20亿美元，苏东集团为9亿美元。在1971年财年，美国向印度提供了5.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基金，占该财年美国全部对外发展援助基金的2/3。[75] 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经济冷战”的意义在印美关系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尼赫鲁与冷战背景下的印苏关系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7年6月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独立后的内外政策。与会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国帝国主义交易和妥协的产物，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投靠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76] 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E. 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但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真正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苏联对独立后印度的性质的判断，还体现在对甘地(Mahatma Gandhi)和“甘地主义”的评价。，《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印度驻苏大使梅农(Krishna P. S. Menon)提请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K.V. Novikov)注意上述问题时，诺维科夫回答说，如果在苏联的书中找到一句贬低甘地的话，那么就会在印度出版的书中找到一百句贬低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诺维科夫还说，在苏联，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从事研究，并得出诸如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结论。[77]
共产党情报局1950年对印度共产党的批评和直接干预，同样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必然结果。1950年1月2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的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号召印度共产党“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78] 而当时印度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应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共产党的猛烈批评，造成了印共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改组。新中央与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线，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的道路。而本来就反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丹吉(Shripad Amrit Dange)、高士(Ajoy Kumar Ghosh)等人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这条新路线，致使印共公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情报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产党的斗争陷入更为严重的困难，从而也成为印共党内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产生严重分歧的一个重要起因。
导致苏联对印度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印度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斯大林开始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79] 1952年3月5日，斯大林在同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会谈时，对印度的进步表示了“友善的兴趣”，并严重关注西方正对印度施加压力以便把印度拉入西方阵营。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强调印度对加强世界和平的重要性。[80]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明显调整对印度的政策。马林科夫(G.M.Malenkov)1953年8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称赞印度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会更加密切。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 [81] 因此，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时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欢迎，就是这种调整的体现。尼赫鲁在离开苏联时甚至说，他自己的心留了一些在苏联。当时印度驻苏大使K.P.S.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公开宣称，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