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政策与中印边界冲突：进程和影响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认为，中印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97] 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98]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99]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100] 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对待周恩来就象对待一个小兄弟一样。周恩来后来同锡兰的一位外交官会谈时说：“我见过蒋介石，也见过美国的将军，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向尼赫鲁那样傲慢自大的人了。”尼赫鲁的傲慢态度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极大的敌对情绪”。[101] 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102] 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103] 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104]

导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由于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1954年《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后不久，尼赫鲁即指示有关部门：印度对待北部边境的态度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是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应该将边界哨所制度推广到整个北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那些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也设立哨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1年11月2日印度决策层最终形成了有关“前进政策”的指令。随后，印度加紧进行军事部署以实施这一政策。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方面共在中印边界地区建立了43个哨所。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早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1961年3月，尼赫鲁对来访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明确表示，“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莫斯科”。他还强调，中国的侵略意图正处于高峰时期，形势是危险的。1962年3月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 Bowles)访问印度时，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的考尔将军(B.M.Kaul)会谈。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提供援助。10月12日，考尔同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谈时进一步表示，印度打算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10月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后在同加尔布雷斯的会谈中，强调印度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不管是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尼赫鲁指出，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使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这一措施也会扩展到中印边界西段。加尔布雷斯表示，美国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政策。[105]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希望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对于印度这类国家的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 “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106] 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的实践。

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帐。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107]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要求中国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边界线，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108]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由此确立相应的方针政策，并直接影响到对印度的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