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重要事件，长期以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持久关注。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缘起，中国学者主要考察了印度方面的因素，认为尼赫鲁坚持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作用，印度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声望和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于是尼赫鲁便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可以无条件地得到它们的支持。其次是尼赫鲁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在尼赫鲁看来，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一种涣散或者软弱无力的状态，怎经得起在中印边境地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同时中国学者还分析了印度国内政治以及尼赫鲁个性和情报系统方面的因素。中国官修的中国外交史著作则强调，“1959年以后，由于印度以及美国支持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继而觊觎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①]
印度学术界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研究，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较为系统利用印度方面的资料后认为，印度决策者决定以武力将中国军队“赶出”，主要是由于印度决策者相信：第一，对印度“前进政策”的实施，中国只是在西段有争议的地区采取行动，在东段则不会如此；第二，中国当时面临各种严重的国内外问题，不会向印度发起进攻；第三，印度在东段的军事力量要强于中国。所以，印度决策者相信，印度可以放手采取局部的行动，而不会冒冲突逐步升级的风险。他还强调，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但这并不是印度方面精心策划的政策，也未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程度。当苏联暂时搁置其同中国的分歧，以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支持的时候，印度的威慑态势就崩溃了。更为糟糕的是，印度并未意识到这种威慑态势的崩溃。印度军队的部署反映出一种政治信念，即不可能同中国发生全面的敌对。因此，印度政策的失败是以敌对开始为标志的，而不是印度军队的战败。他还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在促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在印度学者其他较为重要的研究中，兰加纳坦(C.V. Ranganathan)和卡纳(Vinod C. Khanna)认为，由于中国存在着国内的困难，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了全国性的饥荒和其他方面的困难，中国领导人通过对外采取军事行动保持人民对其统治的信任。中国领导人期望通过这样的军事行动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政府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中国还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阻挠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并破坏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着重考察了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指出从1959开始苏联就关注中印关系，苏联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原因。他们强调，对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所持有的看待国际关系的观点，毛泽东表示了强烈而坚决的反对，这对印度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表明所有的错误都是苏联引起的。”中国特别想向苏联显示：印度的不结盟是一个神话，印度实际上已经是西方阵营的追随者，因此苏联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是错误的。[③] 在这个问题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任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也持同样观点，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该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应该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亚洲和非洲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国和最有影响的最大国家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其他亚洲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④]
而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他们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⑤]
从上述学术发展史看，中国和印度两国学界的论点截然相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近解密的美国、苏联的外交档案以及中国和印度方面的相关资料，为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探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提供了可资深入研究的史料基础。通过重新考察印度独立后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质，可以看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样，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因此，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不仅仅只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在边界地区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对冷战以及大国关系而言，这一事件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印度独立后外交的实质和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
有关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的评价，一般研究认为，由于尼赫鲁对西方所怀有的深深的怀疑，同时也由于美国对亚洲民族主义反应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尼赫鲁而言，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⑥] 从战后的一段时间看，尼赫鲁确实希望推行这种政策。1947年1月，尼赫鲁在给他的外交事务的主要助手、驻华大使K.P.S.梅农（K.P.S.Menon）的指示中强调了印度外交的基本原则。尼赫鲁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是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当今世界上两大领导集团是俄国集团和美国集团，我们必须同两者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美苏两国除了彼此极端猜疑外，还怀疑其他的国家，这就给我们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它们会怀疑我们倾向其中一方，这对印度毫无益处。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这一政策决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相反它明确反对印度共产党。然而在印度，不仅存在一股很强大并持续上升的赞成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某种模糊的情感，而且还有对美国的深厚友谊，并期待美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帮助印度。苏联作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注定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与俄国敌对，当然我们也不能同美国敌对。”至于同中国的关系，尼赫鲁认为，中印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⑦] 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⑧]
从实践上看，尼赫鲁的上述政策主要服务于两个战略目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尼赫鲁在1946年3月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指出：世界的中心舞台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东西方之间不同思想和力量的汇合点。同时尼赫鲁还强调，“有些国家可能会垂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于侵略的最好保证。”[⑨]
然而，印度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冷战的发展，对印度的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战后初期印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和经济困难，迫使印度不得不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但重要的是印度在要求美国援助时所提出的理由。1947年2月26日，印度驻美国大使阿萨夫·阿里（Asaf Ali）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要求美国向印度提供经济和粮食援助。阿里表示，“如果印度强大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反对那个已经把其阴影笼罩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北方邻国的一个堡垒……由于印度左右两翼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印度可以成为这些弱国的强有力的中心。”[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