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边界冲突期间反复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力图使苏联支持印度。1962年11月2日,拉·库·尼赫鲁同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尼迪克托夫会谈时声称,印度外交决策者尽最大努力解决边界纠纷,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我们不会停止和平解决争执的希望,也不会进行任何军事上的准备,因为军事手段解决边界争端是不可能的。因此结果就是我们目前的撤退。”拉·库·尼赫鲁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并不同意目前对印度的政策,而刘少奇则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拉·库·尼赫鲁在会谈中强调,这不仅仅是一场边界冲突,显然是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极左的教条主义者的宗派(the leftist dogmatists-sectarians)的基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派别正试图证实自己的一个观点,即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印度,肯定会加入西方国家集团,不能长期实行不结盟的政策。他们不是把尼赫鲁视为民族主义领导人,而是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的政策,投入西方阵营,对整个中立、不结盟以及和平共处的政策进行打击。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就成为他们第一个和首要的目标。因此,问题并不是这段或那段边界以及这块或那块领土,问题的实质是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者试图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理论,试图在意识形态的前线处于进攻的地位。拉·库·尼赫鲁对苏联大使表示,他自己坚信,中国人的行为是“中共同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争论的扩展,中国的宗派主义者的目标主要是打击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和平共处、在原子时代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共产主义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与西方进行经济上的和平竞赛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高度评价苏联政策的这些原则。我个人从来不反对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如果共产主义在所取得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成就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原子弹方面的优越。”拉·库·尼赫鲁声称中国试图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苏联和美国不同,他们不理解核战争的危险。现在世界上不再分为东西方阵营,而是分为以下两个阵营:赞成人类延续的阵营和反对人类延续的一方,即中国的宗派主义者。” 拉·库·尼赫鲁说,印度目前正站“同中国的狂热分子在实践中实现其理论计划的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人的这种理论计划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威胁。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支持我们的斗争。我们决不会在他们面前退却,不会向他们的威胁屈服,不会同意他们以武力为基础的条件并夺取我们的领土。相反,我们务必击退他们,粉碎他们试图证明其理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只有他们的失败以及印度保持其不结盟的政策,才能给他们一个教训,才能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理论信条。”[129]
印度还直接寻求赫鲁晓夫的支持。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N.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考尔所做的有关中印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的解释显得很不耐烦,把考尔展开的地图推到一边说:“你应该把地图拿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看。我的专家告诉我,你们和中国人为那些高地在打仗,而那些高地,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大便,他的肛门都会结冰的。”考尔回答说:“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正如你们的每一寸土地对你们来说同样是神圣的一样。”考尔谴责中国使用武力,并责问赫鲁晓夫:“当和平由于你们友好的邻邦印度遭到武力进攻和侵略而受到威胁的时候,像你们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如何能保持沉默?”赫鲁晓夫回答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而中国人则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但我们在1959年塔斯社的声明中已经表明,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应该使用武力。”当考尔说“如果我的兄弟打了我的朋友,我是不会不管的”的时候,赫鲁晓夫则说:“但你要知道,中国人可不是那样的小兄弟。”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让考尔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商谈有关对印度军事援助的细节问题。[130] 考尔在会谈后打电报给尼赫鲁,汇报同赫鲁晓夫的会谈情况。考尔说,赫鲁晓夫虽然表示,苏联政府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装备,但强调苏联将履行同印度的合约,向印度出售运输机及其零部件并提供培训。考尔说赫鲁晓夫还明确表示,印度不会有像苏联这样伟大或更加真诚的朋友了。[131]
在11月24日同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时,考尔发现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表示,在上一次会谈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必须进行“战备”。赫鲁晓夫保证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132] 在考尔同马利诺夫斯基商谈有关军事援助问题时,马利诺夫斯基建议印度不要去购买英国二手的航空母舰,因为“它看起来像五条腿的狗,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而是应该配备坦克和最新式的海空军武器,同时还要建立印度自己的国防工业。当考尔询问苏联是否准备向印度提供上述援助时,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当然可以,但你们必须获得老板的同意。”[133] 12月12日,贝尼迪克托夫接受赫鲁晓夫的指示,同尼赫鲁会谈,并在会谈中表明了苏联的立场。贝尼迪克托夫首先表示,苏联政府钦佩印度政府和尼赫鲁致力于不结盟政策的努力,以及保持和发展同苏联友好关系的努力。贝尼迪克托夫说,中印边界冲突应该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尼赫鲁在会谈中态度强硬,他说,冲突不是印度挑起的,是中国强加印度的,印度不希望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希望问题得到解决。尼赫鲁强调:“我们当然没有入侵中国的领土,但必须考虑的是,印度人民要求解放那些属于印度的领土。”对有关同中国谈判的问题,尼赫鲁坚持必须恢复到三个月以前的边界状况,即9月8日的边界,才能进行谈判。[134]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中国方面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1962年10月24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强调边界冲突必须结束,并向班纳吉递交了中国政府有关处理边界冲突的三点建议;对班纳吉有关周恩来在1960年访问印度时曾同意在东段保持现状的说法,周恩来断然予以否认。至于西段,周恩来说,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了不可思议的要求。周恩来强调,中国在那里花五年的时间修筑公路,如果不是中国的领土并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这些怎么能做的到?如果那是印度的领土,那么印度这七年又干什么去了?[135]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10月24日和11月9日两次致函尼赫鲁,表达中方的意图。边界冲突的第二阶段开始后,周恩来11月19日约见班纳吉。周恩来在会谈中谈到了中印两国的友谊,特别谈到尼赫鲁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指出尼赫鲁可能是受到了错误建议的误导,否则他怎么会允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列强结盟,并接受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周恩来指出,尼赫鲁应该认识到这些情况,他还有时间停止战争,进行谈判。班纳吉对此表示:为了保卫印度的独立和击退侵略,印度人民和政府将接受来自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援助,哪怕是来自魔鬼的援助。[136]
11月20日深夜,周恩来约见班纳吉,向他宣布中国单方面停火的决定。[137] 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138] 的方式结束了。
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因素,除了美国、英国等国的强硬反应外,中苏关系、古巴导弹危机、亚非国家的态度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分裂等,都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刘晓大使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将和中国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强调:“我们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声明,我们不能把尼赫鲁推倒美国一边去……目前尼赫鲁进一步投降国内反动势力……我们将根据周恩来同志同我国大使谈话中所阐述的立场和中国政府给印度的有关照会,采取某些外交措施。”刘晓告诉赫鲁晓夫: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集结,如果印度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将予以反击。赫鲁晓夫表示,这和苏联得到的情报相同,并说如果苏联处于中国的地位也将会采取同样措施。赫鲁晓夫还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