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的国家几乎完全支持印度。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复函尼赫鲁说：“我们深为钦佩印度在边界争端的严重阶段表现出来的克制和忍耐。”约旦首相致函尼赫鲁指出：“在你们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时，我对你怀着深深的关切。”科威特埃米尔致电尼赫鲁说：“这个敌对行动竟然在您的伟大的国家令人称赞的集中精力从事争取印度进步和繁荣的时候发生，这是不幸的。”同时科威特还向印度明确表示，“印度目前有着把一个强国驱逐出边界的艰巨任务。我们肯定，印度将在斗争中获得胜利。” [156] 而非洲大多数国家也明确地站在印度一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仅认为印度提出的撤军建议是有根据的，而且还向印度出售轻武器。苏丹谴责中国的“侵略”。突尼斯外交部表示，中国“动用军队对付”印度，从而“忽视了万隆原则与和平共处原则”。尼日利亚总理致函尼赫鲁说，“中国的强权就是真理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相信这种说法的任何国家都应该受到谴责”。罗得西亚总理表示：“我的政府在目前的斗争中一直牢牢地站在印度一边。”埃塞俄比亚把中国称为“侵略者”。乌干达认为，“直到战事停止为止，没有人会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非洲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等国支持中国。[157]
同时，印度共产党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也在实践中证实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理论，那就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1961年2月，印共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印中边界争端》的决议，公开表明印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宣布印共“支持西段的传统边界线，支持麦克马洪线是东段的事实上的边界线。”1962年8月19日，印共全国委员会在海德拉巴通过了《关于印中边界问题现状及解决途径的决议》，坚决支持尼赫鲁的政策。同年10月17日，印共书记处在新德里通过的决议中再次宣布：“印度共产党一向认为，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因此，有理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它。”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印共的立场更加明确。1962年11月1日，印共全国委员会通过了由党的主席丹吉提出的《中国侵略所引起的国家紧急时期》的决议。决议抨击中国的军事行动，“呼吁印度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保卫祖国，抵御中国侵略。共产党同我国一切爱国的人民携手协力，支持总理呼吁全国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号召。”因此，印共全国委员会“号召每一个党员和每一个党的支持者加紧努力支持国家的防务。”在印共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出席会议的93名委员中，有人23投票反对，3人弃权，17名全国委员会委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11月14日，丹吉在给尼赫鲁祝寿的贺信中再次明确表达了印共的上述立场。丹吉强调：“在中国侵略所造成的这个严重危机的时刻，全国已经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在您的周围，以保卫它的荣誉、完整和主权。印度共产党保证无保留地支持您的国防政策和全国团结政策。”12月1日，印共全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为国防和国家政策团结起来》的决议。决议说：“中国人发动和进行攻势及入侵的那种方式说明那是经过长时期的周密的准备的……中国领导和政府的行为明明白白地违反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一切政策和原则。”这次执委会会议，30名委员中只有17人出席了会议。[158] 印共的分裂公开化。
同时，印共还向苏联表达了自己的立场。1962年10月26日印共书记处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E.M.Nambudiripad)同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尼迪克托夫会谈时说，《真理报》的文章和苏共中央的来信在许多问题的观点上与以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印共认为麦克马洪线才是两国边界真正的分界线；印共党内许多普通党员和一些组织的领导人也明确认为，边界冲突的引发和加剧的责任，应由中国承担。南布迪里巴德进一步指出：这篇文章的发表将会在印度国内掀起一股新的反苏浪潮，使反华的情绪转变为反苏，并进而扩大到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还强调，由于真理报的文章的影响，许多中立国家也会强烈呼吁印度尽快和平解决边界冲突，印度政府会因此得出只有西方才是真正朋友的结论。南布迪里巴德表示，非常希望帮助印共弄清楚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同志的真实看法，并希望通过苏共的帮助，在不损害尼赫鲁的威望和印度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与尼赫鲁举行和平谈判而不采取武力对抗。同时，印共书记处一致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也抱着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愿望与印度进行和平谈判，这对促进世界和平与推动整个进步力量的反帝斗争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59]
对于印共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中共中央的反应是强硬和明确的。1963年3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过去一年中，以丹吉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利用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反华反共反人民运动的机会，取得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在印度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混乱。”社论进一步强调：“丹吉集团是又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反映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怎样踏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滑下去，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仆从和尾巴。”[160]
结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印度在边界冲突后在更加倒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同时，大力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对印度而言，不结盟和中立的政策已经失去了原来仅有的表面上的意义。同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印度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其显著的变化就是对核武器的态度，由和平的核政策转向力图掌握核武器，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对中国而言，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国 “革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而苏联和亚非其他国家的反应更使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冲突的结果则对印度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以及冲突过程中的外交表明，所谓的“中立”国家在冷战中所面临的政策选择的不确定性和实用性。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外交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所谓的“更倾向于西方的中立”服务于尼赫鲁政府的两个战略目标：大国战略和国家安全。尼赫鲁无疑认为，中国从来都没有把印度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尼赫鲁1954年访问中国时虽得到中国方面的盛情款待，但尼赫鲁自己却感到，中国对他的态度，好像他是来自中华帝国的藩属或诸侯。而对印度的大国战略，刘少奇在1962年告诉越南领导人，中国人决不会接受印度是一个大国的那种态度，也绝不能容忍印度人有自己比中国人优秀的那种感觉。[161] 《人民日报》评论“尼赫鲁的哲学”的两篇重要文章，批评印度企图充当“亚洲的中心”以及坚持“大印度帝国”的观念，则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具体到中印边界问题上，尼赫鲁希望同时保持同美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来实现其既定的目标。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毫不迟疑地请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而冲突期间印度和苏联的外交往来也表明，印度清楚地意识到中苏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和分歧，并加以利用。因此，尼赫鲁1962年12月10日明确表示：“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不结盟的政策，我坚信这一政策是正确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以军事目的而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但是，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自己的祖国，接受和我们友好的国家的帮助，而这些国家愿意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向我们提供援助。”[162]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尼赫鲁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以及对不结盟运动的理解，印度的外交同样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