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冲突以后，印度的外交更加倒向西方。1962年11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访问印度时同尼赫鲁进行了四次会谈，他回国后向肯尼迪汇报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实质性的和在方式上有利于美国的变化。[163] 与此同时，美国也更加注重发展同印度的关系。12月，肯尼迪批准向印度提供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12月16日，肯尼迪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拿骚会谈，双方同意向印度提供1.2亿美元的军援计划。1963年10月底，美国和印度达成临时协定，美国承诺在5年内每年向印度提供7500万美元的援助。对此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已经进一步复杂化了，中印边界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164]
印度对待核武器的政策的变化，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所产生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影响。印度独立以来，尼赫鲁奉行的是和平的核政策，但这一政策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1962年12月，印度人民党公开表示赞成发展核武器，以便对付中国这个印度的“天然敌人”。这是印度第一个公开支持发展核武器的政党。1962年以后，印度越来越多的各种力量要求保留核选择权。[165] 1964年1月，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巴博哈(Homi Bhabha)强调，中国如此之大，“对其小的邻国注定一直都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或者通过集体安全，或者通过核武器才能够加以抵御。”因此对印度来说，核威慑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尼赫鲁的观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意“为防卫目的制造”核武器。[166] 1965年印度批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计划，正式走上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
其次，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毛泽东后来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167] 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的思想。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立场，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168] 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正是他篡改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突出表现；“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投降主义。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鲁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并且从各方面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辩护和粉饰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笔帐总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169]
二、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两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战略，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中共中央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因此，“如果不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行为，成为他们的伙伴，那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170]
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成为替美帝国主义奔走呼号的代言人，甚至使用印度军队公开充当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171] 因此，毛泽东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172]
三、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印度自称是所谓的中立国家，但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领土问题的实质是印度政府企图兼并西部边界地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破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阴谋，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他们就会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样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造成更大的危险。”[173]
四、如何对待战争问题。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在有关战争的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中共中央这一时期对待战争的态度突出体现在林彪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他重点谈了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同“修正主义”的根本的原则分歧。林彪说，首先是对战争的看法，现在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修正主义者一方面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另一方面有认为如果战争不能避免，那就要毁灭全球。林彪强调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要爆发的。只不过是大战还是小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可能；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参加的大战会不会发生，有两个可能，而小战就只有一个可能，一定要打。关于战争的前途，修正主义者认为战争要毁灭全人类；我们则认为战争的前途不是两个都消灭，而是一个消灭一个，我们胜利，敌人失败。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就是说，我们不挑衅，你打进来的时候，我打防御战；但是，我们不是打单纯防御的防御战，而是打进攻防御战，让你进到适当地点的时候，我们就向你进攻。现是你向我进攻，然后是我向你进攻。”[174]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无疑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这种战争观的检验，并由此而形成了“准备打仗”的战略思想，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长期影响。
而苏联的有关政策立场，在1963年5月17日契尔沃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中表现地极为明确和充分。契尔沃年科在这一政治信函强调：在实现亚非团结的考虑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占据着特殊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但最近的一些事态表明，凭借这一点就想在解决亚非团结问题上撇开印度，那是很不够的。而且中国领导人也看到，没有印度的参与，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以解决。这样，实现亚非团结的任务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着手解决同印度的边界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