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又想利用这一冲突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和离间苏印关系，于是这一问题就久拖不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亚非国家团结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了严重矛盾，使中国的威信受到一定损害。信函进而强调：“所有这些也对实现第一次万隆会议所奠定的那些积极和健康的原则带来消极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竭力人为地将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中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中共这种片面的好高骛远的方针，客观上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立国家和国际民主组织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人的行为促使他们转向西方。”[175] 因此，苏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国人进攻的是不结盟运动，而不是印度。中国人想让赫鲁晓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所倡导的不结盟的思想是虚伪的和毫无价值的。中国人相信，只要在这个时候推印度一下，整个不结盟的大厦就会坍塌，尼赫鲁就会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寻求保护。他们还明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进攻，是中共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巨大争论的突出表现，即对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的不同认识。[176] 对中国提出“东风压倒西风”，并“坚持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方针，苏联领导人认为是中国希望加强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把苏联的影响挤出这一地区。[177]

由于中苏在上述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开始公开批评苏联的政策。《人民日报》在中印边界冲突后期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强调：“尼赫鲁政府坚持反华，正是他的对内对外政策越来越反动的结果。那些攻击中国把尼赫鲁政府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为果了。他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自终，不分是非，装作‘中立’的样子，嘴里说中国是‘兄弟’，实际上是把印度反动集团当作亲人。这些人难道不应该抚心自问，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178] 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179] 这样，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重大的国家利益。

最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导致南亚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种战略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1963年1月23日印度驻苏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称赞印度所推行的和平共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称赞印度把友好谅解作为当代国际局势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葛罗米柯还强调加强赫鲁晓夫和尼赫鲁个人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这种联系有助于相互理解和保卫世界和平。[180] 在军事援助方面，第一批4架米格-21型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对苏联此举的反应极为强烈，而塔斯社则在1963年2月23日在一篇声明中“反驳”“某些外国宣传机构编造所谓的苏联向印度出售大量的战争物资的谎言”；声明还强调，这类报道的目的明显是“使国家关系复杂化并损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181]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使尼赫鲁愿意谈判，来划一条比较永久的和平的边界线，使我们安静一方，安静西南边界，集中力量对付东边，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为主。”[182] 但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相当严重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早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巴基斯坦总理阿里(Mohammad Ali Bogra)会谈时指出，中巴两国存在损害友谊的利益冲突，那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就不是这样了，中印两国肯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利益冲突。因此在巴基斯坦看来，万隆会议标志着中印蜜月的结束和中巴谅解的开始。随后中巴关系发展迅速。[183] 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巴基斯坦明确表示支持中国。1963年3月2日，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由此中国改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并公开宣布“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这一问题。1963年8月，巴基斯坦同中国正式签订了《巴中航空运输协定》；1964年4月底，两国开通了这条航线，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对外空中通道。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多次表示，如果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不会置之不理。[184] 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同时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由于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美国维持南亚均势的努力遭到失败。而中巴事实上的战略关系的形成，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失去了效力，直接导致美国南亚战略的重构。美国开始降低了对巴基斯坦在遏制中国的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期望，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印度。肯尼迪甚至表示，只要巴基斯坦不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只要美国可以继续使用在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和情报监听站，美国就不必太在意“巴基斯坦同中国的调情”。[185] 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对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同时中国和苏联力量的介入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力量结构，美苏争夺印度、印巴敌对以及中巴战略关系的形成，成为这一时期冷战的一个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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