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加深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印度外交政策实质的认识，尼赫鲁在1948年3月18日就印度外交政策发表的演说中强调：由于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到时候我们也许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对此我毫不讳言。只要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个相比不那么的罪恶昭彰。”在此之前，尼赫鲁指示外交部致函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Henry Grady)，其中强调：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对印度而言，加入苏联一方是不可想象的。[11] 3月20日，印度驻苏联大使潘迪特夫人(Vijay Laxmi Pandit)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强调了尼赫鲁政府对苏联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极端不满。潘迪特夫人表示，“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潘迪特夫人还强调，如果美国能够援助印度解决国内困难，印度将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12] 1948年4月，印度外交秘书长巴杰帕伊(Girja Shankar Bajpai)访问美国时对美国官员反复表示了印度对苏联的不满并呼吁美国支持印度。巴杰帕伊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特别解释了印度之所以不能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说，美国把印度看作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是错误的，一旦爆发战争，“印度只能同那些信奉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国家并肩作战”，而且美国是能够援助印度的唯一国家。[13] 巴杰帕伊还向格拉迪大使明确表示：印度的中立更倾向美国。[14]

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尼赫鲁在1948年极力主张同美国签署商业和航空条约。为推动谈判进程，尼赫鲁在1948年8月指示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因此有能力给予印度极大的帮助，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去获得这种帮助以及消除我们之间存在摩擦的根源。”他还在1949年1月对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高级助手、印度驻联合国大使V.K.梅农(V.K.Menon)说：“我们为什么不多少与美国结盟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呢？”[15] 尼赫鲁无疑认为，“命运和形势已经将巨大的责任压在美国的肩上，同样，命运和形势也已经将印度置于亚洲的一个特殊的位置。”[16] 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尼赫鲁决定1949年10月访问美国，并对美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尼赫鲁在1949年4月任命他的妹妹、驻苏前大使潘迪特夫人为驻美大使，同时还放松了美英对印度投资的限制。4月2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公开表明印度将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指出：“当我说我们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的时候，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亲疏完全一致。目前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事实上同西方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就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亲密得多，它部分源于历史原因，部分是由于其他因素，这种亲密关系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我们将会全力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17]

冷战初期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尼赫鲁倒向美国。尼赫鲁希望独立后的印度同苏联发展关系，他在1946年称苏联是“我们在亚洲的邻邦”，应该从事“共同的任务，彼此进行更多的合作”。[18] 但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因此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19] 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祖科夫(E. 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领导人显然认为印度推行的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真理报》1949年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20] 斯大林时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基本定向。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也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21]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尼赫鲁推行上述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他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尼赫鲁曾明确指出：他厌恶共产主义，“尽管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它的死板，特别是由于它忽视某些基本的人性要求，它还是要遭到失败的。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谈的很多，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本身的死板框子内部的矛盾正日益增长。它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引起强烈的反动力。共产党人鄙弃可以谓之生活的道德面和精神面的那种东西，他们不仅忽视人的基本东西，而且破坏人的行为准则，贬低它的价值。共产主义和暴力的不幸联系助长了人的某种有害倾向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在尼赫鲁的默许下，印度各省宣布印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封闭其出版物，逮捕其领袖和大批党员。尼赫鲁同样谴责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镇压，认为匈牙利人民的尊严和自由遭到了践踏；同时由于使用武力来镇压人民和实现政治目的，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也遭到了破坏。[22] 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更是公开宣称：“布达佩斯的起义敲响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丧钟。”[23]

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把反对殖民主义同“抵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联系起来。尼赫鲁对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是对付共产主义的良策，“如果印度不能在消除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残余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苏联就会这样做，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24] 1948年尼赫鲁同马歇尔在巴黎会晤时，反复强调印度可以成为亚洲稳定的重要力量。尼赫鲁指出：“印度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亚洲工作，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事态的灾难性发展后更是如此。”尼赫鲁强调印度同缅甸、锡兰和印尼的密切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强大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坚决反对殖民主义，苏联的影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25] 1948年12月17日，印度驻美大使拉玛·劳(Lama Rau)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和商品时向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印度“已经严重关切共产主义的扩张问题”，印度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阻止这种扩张的趋势。巴杰帕伊在12月22日会见美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Wesley Henderson)时强调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政府的崩溃”使得印度成为亚洲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度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占有“合乎逻辑的地位”，他还重申印度希望在亚洲同美国合作。[26]

同时，不结盟政策对尼赫鲁来说，也具有实质不同的含义。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1954年底到1955年初访问印度同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声明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强调这一政策不是“中立”或“中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政策，它寻求集体和平，只有它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而对于不结盟的基本含义，尼赫鲁则认为是不参加大国集团，如果赋予积极的意义，则是旨在反对为了战争目的的同盟。[27] 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解释了印度的“中立”政策。尼赫鲁说，中立并非是在基于专制和基于民主的政府之间无原则的漠不关心，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印度之所以与苏联和中国友好并非自己兴趣所致，而是印度国家安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