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叛乱、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变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共产党书记处总书记拉纳迪夫(B.T.Ranadive)打电报祝贺。毛泽东在回电中说：中国人民相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依靠印度所有爱国者的团结及斗争，印度肯定不会长期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之下。毛泽东在回电中还强调，同解放了的中国一样，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47] 中国当时把尼赫鲁同保大、蒋介石、李承晚相提并论，称之为“人类的渣滓”。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48]
对于印度这类国家的性质，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土耳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现在的情况的……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49] 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在亚洲和非洲，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50] 陈毅在同一时期也强调指出：“亚非国家是天平上举足轻重的一个码，这个码子放在帝国主义方面，他们重了，我们轻了；把它放在我们这边，我们就重，他们轻了。”陈毅还明确指出：中间地带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欧洲带有中立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中间地带正处于激烈的革命过程中，是当前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环节之一。陈毅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是中间地带的主要中间地带。[51] 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毅曾称赞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印度代表K.P.S.梅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对于印度占领果阿，中共中央虽表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不相信军事行动可以解决国际问题，但强调了中国会尽自己所能结束殖民主义。[52] 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和“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53] 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54] 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55] 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56] 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57]
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和尼赫鲁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但矛盾和冲突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时就已初露端倪。鉴于历史原因，中共中央在做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决策时，充分考虑印度的反应。毛泽东1950年8月指示，由于“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因此中央“正采取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58] 但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告知印度政府：“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59]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和11月1日连续照会中国政府，表明其立场。在这些照会中，印度坚持认为，“在目前，当国际形势如此微妙时，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扰乱和平的举动，会在世界心目中损害中国的地位。”因此，“印度政府当知道中国政府已对一个和平民族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就更加惊异了。并没有任何确证指出西藏人方面采取了任何挑衅行为或任何诉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无论如何，对他们采取这种军事行动是没有理由的。”印度甚至声称：“最近在西藏的发展已影响到”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60]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印度的反应无疑是干涉中国内政，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从而导致中共中央对印度整个外交政策的重新评价。
毫无疑问的是，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