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79] “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80] 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所以又吹起‘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81]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相信“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82] 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和中苏关系
苏联在西藏问题以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加剧了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总体上反映了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苏中关系和苏印关系的影响。而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反应，则突出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
斯大林逝世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马林科夫(G.M.Malenkov)1953年8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称赞印度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在将来会更加密切，共同发展友好合作的精神。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苏联称赞印度是“大国”、“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等。当时印度驻苏大使K.P.S.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83] 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84] 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并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这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所决定了”。布尔加宁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苏联的这一立场。[85]
在此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 Yudin)的一篇重要文章，反映了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和尼赫鲁的基本政策。尤金的这篇题为《对尼赫鲁“基本方法”的回答》的文章，发表在1958年12月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尤金批评了印度政府的内外政策，认为尼赫鲁的方法是“模糊的、主观的和矛盾的”。针对尼赫鲁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尤金强调，当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使用暴力对付人民，首先是对付工人和农民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暴力是对付社会的敌人。但尤金却称赞尼赫鲁是一个“杰出的领袖”，赞扬他在争取印度民族解放以及争取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还强调，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但社会主义国家将是印度人民的“真诚、可靠和无私的朋友”。[86]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赫鲁晓夫时期苏印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上。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8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额是4560万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8%；同年印度向苏联的出口额为4900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苏联给予印度3.78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87] 在1961年，苏联同意向印度出售适于在中印边界地区修筑公路的设备。1961年4月，苏联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此前印度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1962年7月，印度还购得了米格-21型战斗机。[88]
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无疑使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处境。首先，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中央一直把中印边界问题看作是国际范围内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试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而苏联并不同意中共的这个观点，并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其次，中印边界冲突极度恶化了印度共产党的处境，导致印共的分裂。在1961年印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尽最大的努力，使得亲华的印共党员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同时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另外一派所提出的批评中共、支持尼赫鲁的决议。苏联的这些行为当然为中共所知晓，并引起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第三，苏联认为，中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好战方式”，将可能会影响中国处理其他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特别是中苏有争议的边界。1959年9月8日，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表明苏联决策部门已意识到同中国可能产生的边界问题。最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向苏联通报感到非常不快，对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也不例外。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后，苏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因此苏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89] 苏联的上述考虑和相应决策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因此，苏联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中。对于这一声明，尼赫鲁在9月11日表示：“考虑到方方面面，对苏联政府而言，这个声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寻常的。”10月23日在拉达克再次发生边界冲突后，《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和印度有关冲突的政策声明。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