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91] 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同时还批评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而在苏联看来，中共中央的立场不仅反映出中共中央不愿正确评价自己对印度政策的错误，同样也不愿正确评价苏共中央为处理中印冲突所采取的措施。[92]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超越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这样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尽管他反对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赫鲁晓夫明确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就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你们应该能够看出我们同尼赫鲁的一些差别。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那就会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尼赫鲁的印象。塔斯社的声明使得这个问题仅仅成为你们同印度之间的问题。”关于西藏问题，赫鲁晓夫说：“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面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仅表示要痛斥“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一面”，而且要“通过我们的斗争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边来”。按照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陈毅在会谈中批评苏联发表的声明并强调说：“你们不知道尼赫鲁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吗？你们不知道如果印度的进步力量要取胜，尼赫鲁必须被排除掉吗？”对于边界冲突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边界事件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由地方机关采取的，并没有中央的指示。”[93] 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挑起中印冲突正是为了把苏联拖进去。他想把我们置于除了支持他以外别无选择的境地。他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对苏联的政策，赫鲁晓夫坚持说，“由塔斯社声明表达的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那样采取行动或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只能把印度奉送给美帝国主义者。”[94]
苏联的立场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分析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赫鲁晓夫访华结束后，苏斯洛夫在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这一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特别表明苏联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同中共中央的根本分歧。[95] 有关1959年西藏叛乱，报告虽然认为，印度的反动集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叛乱，但同时却强调，“如果结合西藏的历史特点及时实行民主改革并采取恰当的措施推进西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对反动势力保持适当的警惕，西藏的叛乱是有可能不发生的。不幸的是，对苏共中央有关反动势力正在从事以武力将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的活动的警告，中国同志对此置若罔闻。”报告指出，在西藏问题上，帝国主义者策略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为“中印两国产生争论的一个原因，使亚洲两个大国相互争斗，恶化南亚地区的局势，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等。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考虑帝国主义的上述策略，而对印度和尼赫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认为中国的这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同印度的关系。有关中印边界问题，报告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这样的方法“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一个重要证据。[96]
这样，从1959年年底开始，中印边界问题就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共中央批评苏联的“中立”政策，反对苏联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S.Chervonenko)时指出，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周恩来强调，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并请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将中方的意见转达。[97] 1960年1月19日，周恩来会见契尔沃年科，就中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请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周恩来强调：“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一边。印方想迫使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如苏联领导访印时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联置于不利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两天后，契尔沃年科拜会陈毅，说他已经将1月19日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强调，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契尔沃年科表示，中国方面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将苏联的上述立场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98]
对苏联的上述立场，周恩来和陈毅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惊讶。周恩来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周恩来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周恩来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1月27日，应苏联大使的要求，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契尔沃年科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传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明确表示，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日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1月30日，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时再次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99]
其次，中共中央无疑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反动政策。1960年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正在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口头通知，进一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因为在苏联看来，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100] 对苏联的这一立场，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指出：解决边界冲突应该去影响印度，而不是中国，因为“尼赫鲁是印度反华阵营中的核心人物，他根本就不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01] 在1960年9月18日同苏共代表团的第二次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批评苏联在中印之间发生边界冲突时没有采取行动，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对苏斯洛夫有关中国并没有受到侵略者的威胁的看法，邓小平强调中方不能同意，他还指出：你们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闻，你们居然能够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采取中立立场。[102]
中共中央在表明上述立场的同时，还对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支持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周恩来在1962年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