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在苏联政策的影响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也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Ajoy Kumar Ghosh）在1960年11月21日的发言中还特别指责中国低估了中立国家的意义，他声称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不对，中共对印共的关系也是高傲自大的表现。对此高士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何那样去对待印度这样的中立和平的国家；以及中国党如何那样对待一个与此有关的兄弟党。高士以及与会大多数代表都表示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和塔斯社的声明是“正确的、英明的和及时的”。[106]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反应，使中共中央更加坚信，必须坚决反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体现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边界和领土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进程和大国外交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中印双方都在进行外交和军事上的部署，以便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周恩来在结束1960年4月对印度的访问后，于5月5日在昆明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鉴于印军趁中印联合公报未提停止巡逻，已在西段开始蠢蠢欲动。为此周恩来建议，命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这一建议。[107]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加强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周恩来在1962年5月22日批示：“对中印边界可能的武装挑衅，要做充分准备，并且要在六月底前准备好。如果到时印方竟敢开火，我方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全胜，并且要收复印军侵入的土地。”周恩来强调，“中印边境不会单打大战，如有，将是敌人的牵制方面，我们不要受敌人的牵制，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仍应在海上，而东南亚又是敌我长期争夺的场所。”[108] 周恩来在1962年7月多次听取有关方面关于中印边界由于印度军队继续实行“前进政策”而引起的紧张局势的情况汇报，并在7月底两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962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形势，并制定了重要的方针政策。[109]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会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的情况后，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指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以为他的癞皮战术很有办法。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国际斗争，不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即“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存，犬牙交错”。８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工作报告上批示指出：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10] 10月5日，周恩来在总参获悉的关于印度已决心向中国发起攻势的情报上也明确批示：印军“如在东段动手，我们除给予痛击外，西段也可以同时歼灭其若干据点。”周恩来同时还命令总参谋长罗瑞卿加快进行军事部署。[111] 时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的刘伯承元帅多次对作战计划提出详尽的意见。1962年10月10日至17日，刘伯承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10月18-19日，刘伯承对新疆作战部队的作战提出重要意见，“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112]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藏军区组建了对印作战的指挥机构----军区前进指挥所（代号419部队），任命柴洪泉为司令员、阴法唐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原18军的三个主力团：154团、155团和157团，后来又增加了55师和11师。军区前进指挥所在张国华的领导下，详细研究了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113]
与此同时，中国还继续对印度展开外交活动，在坚持对边界问题的立场的基础上，力争有利的国际舆论的支持。1961年10月底，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时指出，尼赫鲁在帮助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获取独立方面，做出过独特的贡献。现在迫切需要中国和印度共同携手努力。周恩来强调，某些大国为了自己的国家目的正力图影响尼赫鲁先生，并试图扩大中印两国之间的分歧。班纳吉在会谈后给印度外交部的电报中认为，周恩来对尼赫鲁的研究很细致，他试图重新获得尼赫鲁的信任，并尽量减少两国进一步出现紧张关系的可能性，但对边界冲突、进入有争议的地区等问题都避而未谈。[114] 1962年8月4日，周恩来会见班纳吉时表示，中国同意和印度进行谈判。当班纳吉询问如果谈判不能解决问题时将怎么办，周恩来明确表示，印度必须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并不再侵犯中国领土。周恩来批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遗产，而且还采取相同的策略和态度。周恩来强调说，现在不幸的是，尼赫鲁失去了对其政府的控制，印度人民也不相信他们的政府。周恩来还严厉批评印度庇护西藏叛乱分子。班纳吉将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迅速向印度外交部做了汇报，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115]